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阿甘本在哲学上的偏执让他成为了西方左翼学术界的众矢之的。然而让理论的效力发生偏转的,常常是语境的倒错。2022年初以来的新一轮疫情在各地掀起了又一轮的强势干预。在动态清零的政治目标、任意为之的封城举措、强迫的隔离治疗、常态化的核酸检测、“返回日常”渐成奢求的当下,阿甘本似乎又焕发了生机。当坊间流传的上海故事不断迫使我们目睹食物自由如何被剥夺,生命的救治如何被抗疫之名耽搁,或许我们不仅要像本文作者科茨科去问阿甘本究竟怎么了,也要反过来问,阿甘本真的全然失效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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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中对阿甘本的评价可以说是美国、欧美乃至西方学界的主流看法,根据这种看法,阿甘本在疫情期间的言论犯了决定性的大错,包括事实错误,逻辑错误,和修辞上的夸张与冒天下之大不韪。虽然科茨科和桑特纳都简要地阐述了阿甘本的论证模型,但他们的结论都是,这个模型不符合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现实——事实可能与他的分析相反。但在译者看来,阿甘本的错误至多是程度上的,他的论证在许多非西方国家,如印度和中国表现出强大的适切性就证明了这点。而且,对阿甘本的诸多批评都忽视了阿甘本本人的语境,没有把他对语言本身的反思考虑进去。理解以下两点可能有助于我们正确评价阿甘本的思考:首先,阿甘本反对的不只是这一次权力在应对疫情上的过度,也是整个西方制度架构或者说西方人类学机器所包含的这种过度的倾向。其次,阿甘本要捍卫的不是过去有过的任何具体的制度安排,而是这架机器中同时蕴含的,通过利用机器、使机器不运作来“解放”人的潜能的可能性。简言之,阿甘本不是要回到某个过去,而是要回到不可被人类学机器乃至我们的语言分类定义规定的那个人的潜能,那个表现为潜在的不作之能的潜能。
作者 / 亚当·科茨科
译者 / 王立秋
原文 / Adam Kotsko, “What Happened to Giorgio Agamben?”, Slate, February 20, 2022
链接 / https://slate.com/human-interest/2022/02/giorgio-agamben-covid-holocaust-comparison-right-wing-protest.html.
和一个惊人的数字一样,问题开始于一篇博文。意大利哲学巨匠吉奥乔·阿甘本有个博客(他的地位有点像美国的乔纳森·弗兰岑,是那种出色而又特立独行,让你觉得无论喜不喜欢都必须回应的人物),他会在上面发一些关于时事和其他心得的短文。有时,他会评论环保少女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有时,他也会写一写关于社会衰落的诗意沉思。这些东西一般没人关注,直到2020年2月,他第一次介入关于阻止新冠病毒传播的紧急措施的辩论。
那篇题为《发明一种流行病》的文章开篇就说,人们对病毒的反应“狂乱、非理性且完全没有根据”,并且还不止于此。文章煽动性的论证基本上就是在指责,在新冠的威胁上(和后来的很多人一样,阿甘本觉得它不比流感更危险),当局有意误导公众。那篇文章的英译是这样写的:“就好像作为采取例外措施的理由,恐怖主义不够用了。发明一种流行病,为无限扩大例外措施的规模提供了完美的借口。”
换句话说,他声称,当局试图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合法性并尝试新形式的社会控制。他说,甚至比“对权力的夺取”还更令人不安的是,几乎不见任何抵抗。在后来一篇写意大利人的反应的文章中,他称:“显然,意大利人倾向于为预防染病的危险而牺牲实际上的一切——正常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工作、甚至友谊,感情和宗教、政治信念。”在另一篇博文中,他描述了人们的心甘情愿,说他们竟然愿意让官方“仅仅以一种不可能说明的风险的名义”(他像咒语一样不断重复这一表述),大规模地干扰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番言论引起了轰动。随后,阿甘本又写了大量博文,多次接受访谈,还对意大利参议院做了一次演说。甚至在几个月后,在大流行病愈演愈烈之际,阿甘本还在给他对大流行病紧急措施的批判不断加码。最终,2021年春,他把自己的一些批评,结集出版为一本小书,以把它们庄严地记录下来。
这不是什么与世隔绝的强迫症患者的作品。阿甘本是一位知识界的大人物,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他的广博使他在人文学科和受理论影响的社会科学所有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拿的是法学学位,但阿甘本早年就在哲学和文学研究领域博得大名——部分原因在于,他获得了伦敦大学著名的瓦尔堡研究中心的研究资助;更重要的是,他还参加过二十世纪欧陆影响力最大的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主持的一个内部研讨班。
在过去几十年里,阿甘本的著作一直是许多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必读书;但90年代后期,当他开始研究政治的时候,他才变成真正的学术明星。谷歌学者列出了大约两万四千条对他最著名的作品《Homo Sacer:主权权力与赤裸生命》(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1998)的引用,包括多个领域的顶级学者的相关讨论。大多数学者被引用100次以上就算幸运,更不用说在多个学科的领军人物的作品中出现了。
如今,那些影响如此巨大的观点,同样正被用来推动阴谋论,或用来谴责所谓的对反疫苗接种者的迫害。一位以梳理希腊原文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微妙差异而著称的作者,现在却听起来像一位右翼怪人一样令人不安;结果,真正的右翼怪人在《纽约时报》上盛赞他的作品,他自己国家极为右倾的政客用他巨大的智识权威来为自己的事业辩护,而线上的反接种疫苗者也做出了呼吁让他当意大利总统的梗图。
身为人文学科的教授,我会为看到任何一位前辈学者的事业发生这样的转折而感到担忧。然而,这与我的个人干系,远不止于此。我是阿甘本作品的研究者和译者,他的作品也深刻影响了我自己的作品。虽然我们私下里算不上亲近,但我们有联系,而我最初得知他转向新冠怀疑论的契机,也是他叫我翻译他的一些博文。我答应了,希望以最好的方式呈现他的论证,同时试图让他重新思考自己的立场(说到底还是失败了)。最终,我后悔让自己卷进这件令人尴尬的事情,并开始琢磨,他偏执狂的新冠著作,会不会使他的其他作品也遭到质疑。我越涉足其中,就越觉得前景黑暗。
阿甘本关于新冠防疫措施的新论证依据的,显然是他最著名的那本书。在《Homo Sacer》中,阿甘本认为,西方社会的政治权力建立在这样一个决定的基础之上:这个决定把一些人纳入法律的保护,同时把其他人排除在外,剥夺他们身为人的权利,并把他们贬低至所谓的“赤裸生命”状态。在他看来,这不是简单的内外之分。在这个系统中,那些被贬低至赤裸生命的人并没有被逐出社会,而是作为一个低于人的阶级而被纳入社会。这个阶级被排除在正式的法律保护之外,却也是社会秩序的根本。
对赤裸生命的生产,阿甘本举的主要例子是纳粹浩劫(大屠杀),它剥夺了犹太人和其他受害者的公民身份,并把他们暴露在集中营的无限暴力之下。虽然因为失去了公民身份而在某种意义上被排除到社会之外,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说,这些群体又变成了纳粹首要关注的焦点,因为当时整个社会都是围绕“最终解决方案”的执行来组织的。
阿甘本相信,纳粹德国绝不是对现代政治的例外偏离,而是现代政治的范式。我们法律制度理应是“正常的”运作,总是伴随着突然毫无预警地向新集中营转变的威胁。对于这个极易引起争论的主张,阿甘本用以支撑的论证之一是,纳粹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完全合法的,而单是这点就足以令人不安了。纳粹通过希特勒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而使自己的行动变得合法,紧急状态使希特勒能够悬置公民的权利和正常的法律程序。
在2005年的续作《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书名依据的是对德语的“紧急状态”的一种更为字面的翻译)中,阿甘本认为,所有主要的西方民族国家,都越来越不愿意通过正常的宪政程序来治理,而且也越来越依赖于紧急权力,甚至在应对像经济下行那样的普通问题时,它们也倾向于动用紧急权力。用阿甘本的偶像瓦尔特·本雅明的话来说,“例外状态变成了常态”。
这本书在美国出版时,正是布什政府反恐战争的至暗时刻。在那时看起来,《例外状态》的诊断,与其说夸张,不如说充满了预见性。就像阿甘本在文本中多次指出的那样,乔治·W.布什实际上是在诸如《爱国者法案》和关于总统固有权利的主张的基础上,要求广泛的紧急权力。他用那些权力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人类阶级,即所谓的“敌方战斗人员”,并在几乎没有司法监督的情况下,监禁、滥用酷刑折磨并通过无人机来处决他们。在一些情况下,行政部门仅凭一句话就可以暗杀美国公民。你还可以认为,在《Homo Sacer》原版出版的90年代,阿甘本关于西方的权力生来就要生产集中营的论证极端或荒谬。但在阿布格莱布和关塔那摩湾之后,这个论证就变得惊人的可信了。
单凭这个论证——主权的紧急权力和用完即弃的“赤裸生命”的生产之间存在联系——阿甘本就赢得了国际学术声誉。他变成对反恐战争的学术分析(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朱迪斯·巴特勒的《脆弱不安的生命》)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参照点,学者们也接过了这个观点,并把它应用于国家暴力的其他场所,比如监狱、边界和难民营。甚至批评他的论题之人,也接受了这个论题的诸多前提。黑人研究学者亚历山大·韦赫里耶2014年在《Habeas Viscus》中论证说,阿甘本关注的问题太过于欧洲中心;实际上,与集中营相比,奴隶种植园是一个更合适的范式——但他也没有对超暴力的非人化是西方权力结构的基础这个想法提出质疑。
如今,这部权威著作,被阿甘本亲手扭曲成了一个新的形状。在过去两年里,反接种疫苗者和反封锁者反复滥用大屠杀记忆,拿他们自己的处境和20世纪中期欧洲犹太人的处境相提并论。阿甘本近来关于大流行病的论证,代表了在学术上最先进、最深刻清晰的版本。
阿甘本的学术粉丝,会想把他的新冠著作和使他成名的作品切割开。就目前而言,在阿甘本自己看来,当前的处境显然从根本上肯定了他的论题。他认为,先前的状况只针对具体的群体,而防疫措施则涵盖了所有人,通过以维持他们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之名,剥夺他们的权利(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甚至是埋葬死者的权利),把人贬低为“赤裸生命”。而且,从阿甘本的角度来看,更糟糕的是,每个人都乐于配合,接受医学的独裁,甚至像纳粹党卫军少校阿道夫·艾希曼那样声称,配合是他们的道德义务。
在阿甘本叫我翻译那篇把配合疫情防控的人比作艾希曼的那篇文章时,我说服他让我在英译版中把这个让人恼火的类比删掉;但在意大利原文中,这个类比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就算抛开拿纳粹来打比方这件事情在修辞上的过度不说,我也为此而感到不安:他对大流行病的批判,似乎严重削弱了他在《Homo Sacer》中提出的洞见;而在过去二十年里,他一直在深化和复杂化他对西方政治的分析。
虽然那个时期的作品影响力没那么大(我为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和海鸥图书翻译了其中的许多部著作),但它们在我看来要更微妙和有趣的多。《Homo Sacer》只关注最极端的情景,而像《王国与荣耀》(The Kingdom and the Glory)或《主业》(Opus Dei)那样的书,则以我们参与经济的日常活动是怎样巩固了毁灭性的西方权力结构为焦点。
起初,我试图在他的新作中寻找这种微妙。我写邮件给阿甘本,比如问为什么在他的新冠著作中没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我希望他会因此而反思,要求不受疫情限制的自由,可能会让被迫使自己暴露在病毒之下的劳动者成为受害者。他一直没给我回信,但他叫我翻译的下一篇文章的确谈到了经济;他也只是声称,如今,资本主义甚至也完全向所谓的医学“宗教”屈服了。那时,我不再试图转变他的心意,他也不再叫我翻译他的文章。(我请阿甘本评论本文。起初他说他会和我谈,但后来他就不回话了。)
当我写信问我的一些同事怎么看阿甘本最近的著作时,所有人都一致认为,谁也不会预期他相信政客和公共卫生部门的动机。维也纳大学的研究者,出版过第一本研究阿甘本的意大利语专著(并帮助我组织过一本关于阿甘本作品的文集)的卡洛·萨尔扎尼告诉我,阿甘本一直担心“政府和更普遍而言的权力拿危机当武器,用危机来加强它们对人民生命的控制”;然而,他也哀叹阿甘本任由自己的“道德义愤”把“自己的政治-哲学分析变成了一场圣战”。在被问到这位哲学家的大流行病著作是不是其先前作品自然发展的结果时,萨尔扎尼回答说,“也许他看待大流行病的方式是他先前分析的自然结果,但我相信他陷入了一个他不能(也不愿)摆脱的僵化、局限的模式。”
在多部关于文学批评和政治理论的著作中反复引用过阿甘本概念的芝加哥大学教授埃里克·桑特纳,也对这种智识的僵化做出了类似的感慨:“在我看来,阿甘本关于大流行病的声明,把他自己的作品变成了某种意识形态;对他的批评者来说,这使他成为了一个容易攻击的靶子。这尤其让我感到悲哀。”
最让我感到困惑的是,阿甘本竟然看不到旨在消灭生命的纳粹政权和旨在挽救生命的防疫措施之间的显著区别。但就像我的一些同事指出的那样,公共卫生政策的政治一直让人头痛,而这个行当的过往也不是那么的光鲜亮丽。与人合著过一本关于阿甘本政治学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克莱尔·科尔布鲁克说,不幸的是,阿甘本对科学和医学的怀疑,使他自动地站到了美国的右翼那边:“对政府选择追求的特定形式的科学提出质疑是可以的,特别是在它们忽视了对卫生保健系统的维护时,就像阿甘本指出的那样。”把阿甘本和黑人研究中的争论关联到一起的埃默里大学研究生安德鲁·卡普兰也认为,阿甘本从根本上提出的质疑很有价值,他说“反对一切干涉或管制的保守主义的/自由至上主义的抗议垄断了公共话语”,使别人很难再提出关于“这个紧急状态被忽视的含义”的问题。
阿甘本对医学权威的怀疑,是他思想连续性的一大体现。在我对他关于大流行病的立场感到困惑,并因此而回头去看《Homo Sacer》的时候,我注意到他举的生产“赤裸生命”的大部分例子(和《例外状态》中以政治的例子为主不一样),从性质上说是“医学的”。除集中营的受害者外,阿甘本还举了接受医学实验的囚犯或被无限期维持生命的脑死亡病人的例子。显然,长期以来,他一直对医学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一切同盟持深刻怀疑态度。就像桑特纳说的那样:“对阿甘本来说,看起来,只要卫生变成公共卫生,无论出于何种意图或目的,变成常态的例外状态就捕捉、抓住和迷住了我们。”
阿甘本对公共卫生部门的不信任,使他否认关于大流行病的严重性的官方叙述,他也因此而可以说是在传播错误信息。如上所述,在他第一篇关于大流行病的文章(写于意大利发生第一波严重的新冠疫情之际)中,阿甘本声称,新的新冠病毒本质上与正常的流感没有差别。同月,在《世界报》的访谈者逼问他这点的时候,他回应说:“我不想插足科学家关于流行病的讨论。我感兴趣的是随之而来的极其严重的伦理和政治后果。”不过,他后来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点,即认为大流行病的严重性被夸大了。2020年4月,他说:“关于流行病的数据,是以一种类的方式给出的,缺乏有科学性的标准”。后来,在2020年7月,他又毫无根据地声称:大规模接种疫苗会不会把我们像旅鼠一样引向灭绝——毕竟,疫苗可能引发癌症或其他疾病。
显然,这已经超过了健康的怀疑。看起来,阿甘本对医疗机构毫无信任。2020年2月,在回应阿甘本早期关于流行病的著作时,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披露了一件惊人的事情:“差不多三十年前,医生说我需要移植心脏,吉奥乔是少数建议我别听他们的人之一。要是我听从他的建议,我很可能没过多久就死了。”
从人道的角度来看,阿甘本会给出如此糟糕的建议这个事实,本身当然是惊人的。但对长期以来一直在读他的人来说,他竟然会给出具体的建议这件事情本身,也同样令人感到震惊。他的作品一直长于批判,短于开政治处方。众所周知,但凡要在“该怎么办”上表态,阿甘本就会变得含糊——并且这个含糊是有意为之。《Homo Sacer》和《例外状态》的读者很可能会以为,解决过度使用紧急权力问题的方案,是回归“正常的”政治结构;但在那些书中,阿甘本说的是,那些“正常的”结构总会不可阻挡地通往奥斯维辛。他曾写到过,我们需要一个更加根本的解决方案:消解整个法律和权力结构——他经常用文学或神学的想象,而非具体的、可付诸行动的计划来唤起这种可能性。
但如今,正如萨尔扎尼向我指出的那样,阿甘本却号召我们抵抗“作为某种有意的、计划好的摧毁‘资产阶级民主’、限制个人自由的计划的紧急措施。”在2021年10月对意大利参议院的演说中,阿甘本抱怨,立法部门已经沦为行政行动的橡皮印章了。往轻处说,你是不会预期在一位反复呼吁我们从根本上反思我们与法律、语言、甚至我们自己身体的作者那里,看到这种对适当立法程序的关注的。现在,他要求参议院反对行政部门,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例外状态》中,他建议我们应该通过预期这样一个未来,来回应毁灭性的法律结构——那时,“人类会像儿童玩废弃之物一样玩法律,不是为了恢复它们的经典用途,而是把它们永远地从中解放出来”。对法律来说,这种玩一样的新用法在实践中是什么样子并不明确,但这也是他论点的一部分。我们如此深刻地为我们文化的权力结构所塑造,以至于对我们来说,根本的替代方案注定听起来模糊而矛盾——但如果我们想要逃脱的话,我们就必须努力。相形之下,在他的大流行病著作中,阿甘本似乎放弃了寻找出路的努力。
在思考阿甘本智识生命的这个篇章时,我意识到,如果他令人尴尬的大流行病论述蕴含什么真理的话,那就是,我们不需要听他,当然也不需要听他这种形式的反思,即生活不只是生存。同样的话,西蒙娜·德·波伏瓦在《模糊性的道德》中说得更好:“有人对一个因为不得不离开家、放弃事业和过去的整个生活而哭泣的年轻病人说,‘好起来吧,其他的都不重要。’她回答说,‘可要是什么都不重要的话,好起来又有什么用呢?’”
问题在于,阿甘本没有提供任何哲学工具,来帮助我们对那个问题——对我们来说,什么最重要?——给出一个集体回答。阿甘本一直是左翼,虽然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他的大流行病著作中,他的立场显然和右翼有所重叠,但这绝非偶然。如果包括国家医疗部门在内的国家权力采取的一切行动本质上说都是压迫性的,那么,除了退守我们的个体性之外,我们别无选择——而这正是自由至上主义的立场,几十年来,右翼一直用它来事先阻断一切挑战现存权力结构的努力。
就阿甘本而言,对一切国家权力机关的过度不信任,使他看不到这点,即,在应对大流行病时强调个体虽能抵抗权力,却也会强化公司的权利,加剧大流行病。把所谓的必要劳动者和其他许多人贬低为用后即弃的赤裸生命的,不是直接的国家干涉,而是号称要给他们自由的政策。无论我们能从阿甘本的大流行病著作中得出什么样的零散洞见,因为看不到这点——即,恰恰是通过我们的自由本身,西方的权力结构才使我们成为了受害者——这位政治思想家还是错过了事情的诸多(事实上,几乎是全部)重点。不过,甚至在这里,你也可以论证说,他也没能达到他应有的水平。自由可能是陷阱,是我自己作品的中心思想之一,而讽刺的是,我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批判地阅读阿甘本在《Homo Sacer》之后的作品才想到这点的。
虽然阿甘本拒绝和我谈这篇文章,但我们时不时地还是会有电子邮件往来。我注意到,他的博客已经几个月没更新了,而最近的关于大流行病的条目,还是应邀对意大利参议院和对一个学生团体的演说文稿。甚至在欧洲各国有越来越多的人起来抗议,反对新的防控奥密克戎病毒的限制的时候,阿甘本也依然沉默。也许,最终,他丢掉了他对大流行病糟糕而又太过于严肃的介入;而且,就像他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的那样,重新拾回了儿童般的想象;而这样的想象,才是我们唯一的希望。至于这两年会怎样扭曲他和他作品(这些作品改变了不少人的生活)的遗产,这个问题依然有待回答。
关于霍布斯的反思构成了阿甘本在其Homo Sacer计划首卷对主权的分析的核心部分。9/11后不久,阿甘本在普林斯顿做的系列讲座中,在讨论Stasis即“作为政治范式的内战”概念的语境下,又回到了霍布斯。在讲座中,阿甘本试图提炼他早期对自然状态概念的分析(在他看来,自然状态是好像解散了的城邦[ut tanquam dissolute consideretur]的同义词)。虽然他没有明确这么说,但他的意思大概是,(对霍布斯来说)内战在某种程度上代表这个“好像”成真了,也就是说,真正的例外或紧急状态出现了,在这个状态下,一群真正分裂的(而不只是“好像解散了的”)人试图通过设立一个新的主权权威,把自己重新构造为人民。这个主权权威将是其统一的中介,对自己把自己再现为一体。或者(只近乎于真正)解散了的人群代表了(真正)分裂的人群的剩余,它提醒我们注意后者,即一群被主权者(决断例外状态者)攥在手里的人。在例外状态下,主权权力以在某种紧急威胁面前保护人民安全的名义悬置法治。在这个例外时刻,人民在某种意义上回到了前-政治状态,回到了“自然状态”,现在这个自然状态直接处在国家权力和权威之下,不再有法律的规范掩饰和调解。
所有这一切,都以霍布斯的这一观点为前提:只有通过象征性的“合并”,通过一个代表性的主权体的“人为的”效力,人民——那些一起参与国家的人——才真正成为一体。就像霍布斯说的那样,“人”必须“把自己所有的权力和力量交给一个人或一伙人,让这个人或这伙人来承担他们的人格;每个人都认为、承认自己是那个承担他们的人格的人做或被迫做的一切的作者……并因此而使他们的意志服从他的意志,使他们的判断服从他的判断。这不只是同意或协调;这是他们所有人的真正的统一,统一为同一个人格。”霍布斯继续论证到,就好像:
每个人都应该对每个人说,我授权把我治理我自己的权利交给这个人或这伙人,条件是,你也以类似的方式把你的权利交给他并授权他所有的行动。这群统一为一个人格的人被称为国家,用拉丁语来说就是Civitas。这就是那个伟大的利维坦的起源……而承担这个人格的人,则被称作主权者,我们可以说他有主权权力,而除此之外的每个人,都是他的臣民。
因此,Stasis代表某种从神话的或虚构的例外状态——一种内在于主权权力的、主权权力假定的自然状态——向真正的例外状态的过渡,后者通往某种“世界之夜”,在这种世界之夜里,那个保障“人民”这个政治体连贯一致的他者、利维坦不再存在。自然状态的模样也因此而变得清晰可辨,它是一种根本上的幻想——“人民正在挨打”——它承保了向那个他者的转让,用另一个黑格尔式的表述来说,发挥了反思规定(a determination of reflection)的功效。因此,我们可以说,自然状态(构造国家的例外状态)的功能是“让”我们在城邦生活的日间意识不到世界之夜。阿甘本所说的赤裸生命或被献祭的生命就是不再有这样的奢侈、活在这个夜的门槛上的生命。在那里,这个生命完全暴露在焦虑的对象、藏在城邦中的城邦的解散面前。阿甘本认为,这就是主权权力和权威的秘密,就是西方政治生活的国家秘密(arcanum imperii)。阿甘本的考古学计划就致力于发掘这个根本幻想的各种构造。通过这个幻想,我们把一种原始焦虑付诸于形,并随之而把我们的社会联系主体化了。
在讲座中,阿甘本谈到了被放到霍布斯《利维坦》插图中被放到大教堂旁边的两个小人物,他们的特色是头上戴着瘟疫医生戴的那种特制的面具。因为一群人只要被(主权者)代表就变成了一国之人民,所以,这群人“只能通过监督其服从的卫兵和治疗他们的医生来代表。这群人生活在城市,但只是作为那些行使主权的人的义务和关怀的对象”,在这个行使中,“主权权力的生命政治转向”开始成形。“因此,我们可以拿居住在利维坦统治下的城邦的解散的人群,来和必须被治疗和治理的瘟疫受害者群体比较”(Stasis, 48-49;强调部分是我加的)。这就是说,至少在某个层面上,生命政治学的主题与其说是人口的可测量的生命力(福柯大体上是这么认为的),不如说是被表现为对公共卫生的生命政治管理的例外状态召唤出来的“赤裸生命”;一言以蔽之,这里的瘟疫,绝不只是一种身体疾病——一个自然现象——它在很大程度上和自然状态在城邦中的延续,也即一种绝不是自然的“解散”状态有关。或更确切地说,在这里,自然状态被看作一个准司法条件,在这个条件下,法治被对人口的赤裸生命的行政管理给取代了。
我是这样理解阿甘本在大流行病期间的著作的,他想说的是,人民——在阿甘本那里,他关注的,几乎只是意大利人民——允许自己像必须被治疗和治理的赤裸生命的如此之多的样本那样,被扔进这样一种自然状态。看起来,对阿甘本来说,一旦健康(卫生)变成公共健康(公共卫生)——德语中过去所谓的治安学(Polizeiwissenschaft)的一种——我们,不管有意无意,就陷入了一种变成常态的例外状态的罗网,被这种例外状态捕获和束缚。一旦国家参与监督和维持homeostasis即对其公民的生活的管理,那些公民就把自己送到了被国家勉强控制的内战边缘。
也许,因为我的大流行病经验,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在川普当政那几年的美国,所以,我对阿甘本关于stasis的概念思考是否符合新冠期间的生活的认识有所不同。在美国,问题与其说是生命政治管理的过度,不如说是其不足。我会说,在美国,国家与其说是在部署和利用那些“瘟疫医生”,不如说是在阻碍他们做他们“治疗和治理”的工作。的确,川普本人并没有宣告紧急状态,相反,他看起来是在推动一场真正的内战。这场内战,是在自他下台以来,通过他持续假装自己还握有主权的行为,才更越发接近于实现的。在这里,“人群”没有向那个被阿甘本和罗恩·德桑提斯、史蒂夫·班农、塔克·卡尔森等人通过夸大福柯的思想,归结为生命政治安全国家的制度的东西屈服,而是在表面上对它进行抵抗。在美国,这群经常是武装起来的抵抗者力图把自己重构为依然(或再次)由川普这个唯一真正的利维坦来代表的真正的人民。
换种方式来说,大流行病和其他许多事情一起暴露的,不是公民的生命,而是医疗保健系统,后者旨在使那些公民从疾病中恢复过来,否则,疾病会把他们贬为赤裸生命,使他们死亡。的确,在很大程度上,阿甘本极力批评的紧急措施,是为了使那些医疗保健系统不至于被冲垮。阿甘本的立场的一个矛盾之处在于,在很大程度上,人们正是以新自由主义的,反对用税收来资助“深层”生物政治安全国家的名义,从这些医疗系统和其他政府支持系统抽走资源的。
关于阿甘本新冠时期的写作,显然还有更多的东西可说:装腔作势甚至是末世论的语气,急着拿疫情期间的生活来和纳粹死亡营里的生活比较的冲动——在这里,阿甘本看起来摆出了一个见证城兼营(city-cum-camp)里的生活的新普利莫·莱维的姿态——没有团结病人、垂死者和死者的意识,把治疗病人的人斥为新崇拜的司祷,把医学斥为宗教。他最极端、最装腔作势的宣告还包括,他把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奋力发展网上教学能力的教师和教授,等同于1931年向法西斯主义政权宣誓效忠的意大利学院人士。这些东西,使大量批评者想要全面推翻阿甘本的全部作品,认为他在疫情期间说的话,使他多年来用来推动福柯的突破性工作(特别是关于主权和生命政治的那部分)的基本概念和论证也失去了效力。与之相反,在我看来,阿甘本关于大流行病的评论,把他自己的作品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对他的批评者来说,这使他成为了一个容易攻击的靶子。我们可以说,在他关于大流行病的著作中,阿甘本可悲地变成了一个“阿甘本派”。虽然我还在继续阅读和介入阿甘本的著作,但在我看来,这点是显然的,这次事态的转变,邀请我们仔细地重新思考他庞大且在我看来依然令人信服的作品。
【作者简介】
亚当·科茨科(Adam Kotsko),任教于中北大学夏默学院,著有《阿甘本的哲学轨迹》(Agamben’s Philosophical Trajector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20)、《新自由主义的妖魔》(Neoliberalism’s Demon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等书,也是阿甘本多部著作的英译者。
【译者简介】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比较政治学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撿垃圾變成去丟古物,Youtuber霞喀羅古道的炎上事件
近日Youtuber「Celine&Cynthia -不只是旅行」,協同商業登山團「台灣368」,號召粉絲至霞喀羅古道淨山。這個活動立意良善,但在YouTube影片中,卻看到她們誤將馬鞍警察駐在所的日治時期酒瓶當作垃圾帶下山丟掉。此事件引起登山界與文史界相當大的討論,絕多數人批評Celine與Cynthia對於歷史與登山倫理的無知,痛心她們對文物造成的破壞。但也有些人認為這些數十年前的垃圾仍就是垃圾,丟掉並沒有不對,又質疑既然駐在所被認為是重要遺址,那為什麼沒有人來做研究呢?這樣對立的看法,已經有很多專家從登山者、考古學科,以及文化資產管理的角度提出意見,本文就不再重複。這篇芭樂文,將會以個人在八通關古道沿線警察駐在所的研究為例,說明山區駐在所的歷史,以及考古學調查能夠帶來的資訊。
歷史考古學與臺灣研究
山區日治時期的警察駐在所,最晚約莫是在1944年被廢止。換言之,這些駐在所才不過廢棄七、八十年而已,也難怪有些人會問駐在所的遺物是否有研究價值?先說結論好了,當然有,而且還有專門的領域「歷史考古學(historical archaeology)」來研究此類型的遺址。講到這裡,那就先來無情工商介紹一下歷史考古學吧!但故事要從考古學科的起源談起。
過去人類對自己歷史的認知都是來自文獻,其中最權威的就是聖經,因為它紀錄了創世紀亞當與夏娃以來的猶太君王系譜。17世紀時的愛爾蘭主教James Ussher(1581-1656),就是根據是舊約聖經的紀錄,加上自己的對曆法的考證,推測世界是在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的禮拜天被創造的,是所謂Ussher chronology。那人類又是如何發現自己的歷史比文獻記載的久呢?一直以來,農人在耕作翻土的時候,常常會發現奇怪的石頭。這些史前石器往往被認是雷電打擊土地而產生的,所以被稱作thunderstone。但很奇怪的是,有些thunderstone,是伴隨一些早已滅亡的動物化石深埋在地底。直到19世紀中期,才有學者認知到,原來這些深埋在古代地層中的thunderstone是人類的工具。而這些人類的生存年代,竟然比文獻記載的歷史要早很多。
自從我們認知到人類的古老性(the antiquity of man)之後,考古學科一直是研究有文字記錄之前的人類活動史,或者稱史前史(prehistory)的專門。學者們發展出一套方法,經由田野發掘,以系統化的方式取出史前遺址(prehistoric site)所埋藏的古人遺物(artifact),並分析這些遺物在地底下的空間關係,以提出對古代社會發展的見解。除了史前遺址之外,考古學方法也被應用於有文字紀錄時期的遺址研究上,例如以希臘與羅馬文化為主題的古典考古學(classical archaeology)。基本上,歷史文獻雖然能夠輔助這種類型的研究,但文字紀錄的內容,多是關於國家、貴族層級的事務,與考古學發掘出土的陶器或其他庶民用品的連結較少。
現在大家所認為的歷史考古學,是最早於北美洲發展出來的一套整合物質與文獻研究的考古學方法,通常關注的是晚近五百年的歷史。過去北美洲的考古學專注於史前史,研究印地安人的發展。但1950年代時,歐洲裔美國人對其殖民者祖先的過往產生興趣,於是開始對17世紀初期的移民者遺址進行考古發掘,例如英國在美國的第一個殖民地,維吉尼亞州的Jamestown。
在那個時期,有一位英國考古學家Ivor Noël Hume,專長是17世紀英國玻璃瓶的研究。他被聘請到美國,來執行早期英國在北美殖民地首府Williamsburg的考古學計畫。Noël Hume於1964年發表的文章"Archaeology is the Handmaiden of History",體現了那時候考古工作的目的──以田野發掘材料來補足歷史文獻的不足。但後來的學者,不滿於考古學為歷史學服務的態度,強調此類研究中,考古學必須要有自己的主體性。
例如James Deertz在他的名著In Small Things Forgotten中強調,歷史考古學須從生活小物中,考察庶民的生活。又或者如Mary C. Beaudry點出文獻紀錄可能存在的偏見,故考古學家須有一套解讀文獻的方法,以應用於遺物分析上。經過長時間的發展,歷史考古學在北美洲不再限於歐洲移民的研究,也關注黑奴以及中國與日本移工的歷史。此外,這套方法也被北美洲以外的考古學者應用於考察世界各地晚近五百年來,殖民主義影響所產生的跨區域物品流通現象。看到這裡,各位讀者是不是也覺得有著複雜殖民歷史的臺灣,是歷史考古學研究的絕佳場域呢?接下來要跟讀者們介紹的駐在所研究,就是以歷史考古學的方法進行。
臺灣山區警察駐在所的前世今生
在開始之前,我想先簡單介紹為什麼臺灣山區有大量(沒有身份的)文化資產,包括原住民舊部落與警察駐在所。如果各位想要更深入了解山區的駐在所歷史源流,強力推薦閱讀國立臺灣博物館研究員林一宏博士的名著《八二粁一四五米:八通關越道路東段史話》,以及他的博士論文《日本時代臺灣蕃地駐在所建築之體制與實務》。
長期以來,臺灣的深山為原住民的生活領域。早期殖民者,如荷蘭人與西班牙人,基本上都只在海岸附近活動。其後清帝國以實體屏障來隔離平地與淺山的漢人與深山的原住民,一直到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後,才開始在深山建築軍事道路,但這些路對原住民的影響也不大。日本帝國的勢力就真的有進入深山原住民的領域,尤其是在1920年代,他們有系統地在山區建立警備道路(如霞喀羅古道與八通關古道),並在沿途設立警察駐在所,以強勢地管理在地的原住民。在取得山區的軍事霸權後,日本人於1930年代執行「集團移住」政策,將居住深山的原住民遷移至淺山或平原。由於深山已經沒有原住民的聚落,那邊的駐在所也逐漸廢棄。二戰期間軍費高漲,日本政府再也沒有能力維持深山的駐在所,最終將其通通廢止。戰後的臺灣政治動盪,千頭萬緒下,整個社會幾乎將山上的歷史,以及過去居民與土地的連結全盤遺忘,只有少數登山客利用原有的警備道路,作為攀爬百岳的路徑。直到1980年代末期,才有像楊南郡與王素娥的登山前輩,開啟對警察駐在所的研究,還有後來原住民後裔與學者所進行的舊部落尋根與考察。
日治八通關古道沿線警察駐在所的考古學調查
之前在討論霞喀羅古道的爭議時,有些人會質疑,既然駐在所的歷史很重要,那為什麼不把古物放在博物館,為什麼沒有人來研究呢?以下的篇幅,我將介紹駐在所的考古學研究,並說明雖然田野的執行很困難,但研究成果卻十分豐碩。大學時期的我是登山社社員,爬山時常常會經過駐在所遺址。那時候我看鹿野忠雄的《山、雲與蕃人》中他在駐在所時的紀錄,一直很好奇為什麼幾十年前,山中基礎建設反而比現在好很多?2011年當我在選擇博士論文主題的時候,就決定趁暑假期間,來評估一下駐在所考古學研究的可能性,畢竟從來沒有人做過這樣的事情。說巧不巧,當時就獨自一人跑去了最近很夯的霞喀羅古道,只不過沒多久後這個步道就坍方了;後來也就選擇規模更大,位置更深山,研究起來困難度又更高的日治八通關古道警察沿線駐在所。
日治八通關古道位於布農族的傳統領域,西邊的入口是南投縣信義鄉的東埔村,東邊入口本來是在花蓮縣的玉里鎮,現在步道口是在卓溪鄉的南安。這條道路從東埔沿陳有蘭溪南岸,循山腰緩慢攀升,在大水窟跨越中央山脈。其後再沿拉庫拉庫溪南岸緩緩下降,直達東部的出口玉里鎮。以大水窟為界,道路區分為西段與東段,在東段還有四條支線深入拉庫拉庫溪流域。日本人在道路沿線,建立了警察駐在所來監看區域內的布農族部落(圖一)。這些駐在所除有警察駐紮外,還有他們的妻子與幼兒(圖二)。駐在所規模有大有小,小的只有五、六人,但也有像八通關或大分那樣的大規模駐在所,有多種警察辦公室以外的設施,例如保健室、蕃童教育所與養蠶室等。
任何考古學研究都不是只把古物取出來,放在博物館展示那麼單純,駐在所的研究亦同。作為學術從業人員,我必須設定駐在所研究的目標。礙於篇幅的限制,本文我主要會介紹駐在所居民「日常生活」的層面,尤其是飲食的部分(foodways)。剛剛提到除了警察人員,駐在所的居民還包括他們的家人與孩子,因此我們可以說駐在所除作為軍事設施之外,也是日本人的尋常家戶。日本帝國將婦女與幼兒帶到遙遠、缺乏資源且被敵人圍繞的八通關山區,他們的殖民手段之一,藉由的展示日本家庭所代表的「文明」,希望能夠「教化」區域的布農族人。帝國固然耗費了很多的資源來建立以及維持駐在所的運作,但令我好奇的是,在駐在所的圍牆之內,也就是原住民看不到的層面,日本政府是不是同樣投注大量的資源來維持居民的生活水平呢?畢竟位於深山的駐在所,所有的東西與食物都是從山下運補而來。
這樣的問題,的確有可能藉由考察駐在所積累二十餘年的垃圾取得答案。找到要解決的問題後,便需要設計相對應的田野方法。一般來說,大家對考古學工作的印象,是把遺址分隔成一格一格的「探坑」,以其為單位逐一發掘,通俗一點就是「挖土」。不過八通關山區的駐在所並不能採典型的考古學方法進行,因為這些遺址位於深山,光走完整條古道就要七天,還要攜帶帳篷、睡袋與食物;任何考古工作必須詳加計畫,量力而為。另一方面,駐在所廢棄也不過七、八十年之久,遺物可能大多存留於地表,並不需要探坑發掘。
設定好田野方法後,來自波士頓大學考古學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以及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的成員組成團隊,分階段上山進行田野調查,總共累積天數超過九十日。第一階段的田野工作是選擇古道東西兩段,幾個具有代表性的遺址進行測繪與地表調查。測繪的目的是紀錄駐在所平台與留存的遺構,並確認遺物的棄置狀況(圖三)。地表調查則是在現地觀察、紀錄這些遺物的類型,建立初步的數位標本資料庫(圖四)。
對於駐在所遺址與遺物狀況有一定了解後,第二階段工作便是在各遺址選擇具有代表性的遺物,記錄其空間資訊後,帶回實驗室清洗、照相與測量,目的是建立一套實體的比對樣本,以及其後的元資料(metadata)。另外,研究團隊也在古道的西、東兩段,各選擇一個規模中等,擾動較少的駐在所(暫且稱之為A與B駐在所)進行全面性的遺物紀錄。在現地將遺址範圍內所有的遺物進行記錄。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掌握A、B駐在所有可見標本的數量與類型等資訊。田野工作以外,我也需要從日治時期的登山紀錄、廣告、新聞報導、遊記與其他相關文獻中,爬梳出與標本研究有關聯的紀錄,作為遺物分析時的參考。
駐在所居民的飲食生活,是簡樸還是豐足?
考古學田野調查與後續的標本分析,的確幫助我們掌握駐在所居民日常飲食。大家最常在駐在所遺址看到的酒瓶,提供了什麼資訊呢?駐在所的廢棄酒瓶雖然絕大部分都沒有酒標了,但部分種類酒瓶上會有文字或商標可作為比對參考。分析的結果顯示,駐在所居民可以喝到的酒類與品牌相當多元。啤酒的部分,就有臺灣本地生產的Takasago Beer高砂啤酒;以及日本進口的Sakura Bear、Kirin Beer與Dai Nippon Beer。不過某些啤酒瓶的瓶身,會有把商標或文字抹除的現象,可能是該酒瓶被重新利用過的證據,讓人不經懷疑過去這些啤酒瓶在山上時,裝的真的是啤酒嗎?除了啤酒外,遺址中還有發現有紅酒、威士忌與日本傳統藥酒「養命酒」等(圖五)。
遺址裡發現最多的酒瓶,是受到日本人歡迎的清酒(圖六)。A、B駐在所的全面性遺物紀錄顯示,A駐在所發現有的酒瓶中,95%為清酒瓶,B駐在所則是有72%為清酒瓶。這些清酒瓶的品牌包括白鹿與白鶴清酒,都是日治時期最受歡迎的清酒品牌。1922年的《新高通信》雜誌的報導中,秀姑巒駐在所警員就提到:「雖然在外面工作很辛苦,但一日工作完,洗完澡,吃著簡樸的食物喝白鹿清酒,談天說未來的希望,雖然物質上並不豐富,但十分滿足愉快。」在異域喝著家鄉的酒,對警察來說應該是很療癒的事情吧?
駐在所居民的三餐部份,考古資料顯示他們的主食為米飯,搭配裝在金屬或玻璃罐頭內的醃漬食品,如雲丹和塩辛(圖七)。山區補給不易,保久食品作為主食的配料並不令人意外。但其他資料也間接證明,駐在所的居民會以相對複雜方式來料理新鮮食物:例如托馬斯駐在所的石磨是豆腐製作的器材,有專門的鍋子來製作玉子燒。在調味料部分,除了有日式的醬油與味精(圖八),還有西式的番茄醬與美乃滋呢(圖九)!東西洋調味料的使用,說明駐在所的家戶的飲食與日本內地的家庭幾乎無異,都是和洋參半。在一些登山日誌中。還有報導提到,駐在所居民於特殊節日還有壽喜燒、紅豆湯、麻糬可吃呢!多元的酒類與飲食消費,顯示殖民政府投注了足夠的資源,讓這些人過著豐足的生活。
結語,山區遺址的保護還是要靠登山者自重
日治時期警察駐在所的遺物乘載豐富的歷史資訊,藉由分析這些遺物的類別、功用與所在位置,考古學家得以重現歷史文獻中沒有詳細記載,駐在所中日人數十年山居生活的型態。包含駐在所與原住民的舊部落,山區有數以百計的遺址,為考察山區原住民與殖民者歷史的媒介,更是臺灣社會的重要資產。位於少有人跡的雲深不知處,某種程度上讓它們處於擾動較少的狀態。然而,這些遺址目前多不具備文資身分,並沒有法源來保護。但坦白說,即使未來將其全數登錄為文化資產,在數量龐大,且地處偏遠監看不易的情況下。這些遺址的保護,還是要依賴來訪者的自律。在這邊也再次呼籲讀者們,駐在所日治時期遺物最好的狀態是於現地、現況保留,讓所有來探訪的人可以憑弔過去的歷史,未來也有研究的空間。任意將酒瓶或其他遺物當垃圾帶走,或當寶物收藏,甚至只是將其集中一處拍照,都會破壞遺物的「空間脈絡」,其作為文物所乘載的歷史資訊就會隨之消失,這是多麼可惜的事情啊!
由於手機GPS的普及,以及網路上行程與地圖資料的流通,臺灣登山的門檻降低許多。又因為近年的山林開放政策,以及肺炎阻礙了海外旅行,登山活動,包括郊山、縱走、溯溪與野營等,儼然成為時下的風潮,參與的人數,以及相關的產業皆以倍數成長。有更多人願意親近山林並不是壞事,但除了將山區的地景解構成山頭、等高線與溪流;登山者更應要意識到,我們所攀爬的山林,在百年前是有人居住的。若不是殖民者的作為,這裡仍然是他們孕育後代的家園。因此,在進入山區,a.k.a.原住民傳統領域時,須帶著尊重的心態,才不會有破壞文化資產的行為,傷害舊部落後裔感情的事件發生。共勉之~
附註:想知道更多關於山區文化資產的調查(不限於考古學),可參閱即將於2022年3/30出刊的《臺灣山岳》特輯:走向記憶所繫之地——拉庫拉庫溪流域
讲述白娘子与许宣姻缘生灭的故事大家都不会陌生。尤其是在白蛇传《雷峰塔》繁荣发展的清代,故事的版本更多,但多以白蛇与其人间的丈夫许宣这两人的爱情故事为主线,以法海雷峰塔收妖为结尾。然而在这这主线故事之外,另有一部白蛇传的spin-off戏剧作品,亦可称为《青蛇传》,以青蛇和其人间丈夫的故事为主线。在一些抄本目录里这部剧又名《称心缘(愿)》。这篇论文里引用了日本天理图书馆藏的《后雷峰塔传奇(二卷)》抄本,认为此即为《称心缘》全本,成书于乾隆后期。
清代戏曲版本的《雷峰塔》源自冯梦龙的小说《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原作小说基于三位关键人物有三个重点:1. 白蛇的妖异与专情,2. 许宣的受害者姿态与自私的色欲,3. 法海的拯救与重刑。从而塑造出了有情之妖、无情之人、佛法严厉的隐意,反映出情理难两全的局面。然后这种微妙的情感在早期的戏曲改编中并未成功。早期改编作家黄图珌批评是伶人乱改导致。但作者提出是因为文人作者意欲维持作品的道德教化部分,而舞台上的伶人更考虑观众的喜好。作为真正站在舞台上表演的人,伶人的版本更贴合观众的口味,于是之后的白蛇故事被添加了很多更博人眼球的内容,比如“白蛇产子”中的怀孕、阵痛,“求草”和“水漫金山”展现白蛇武艺等等。
文人本和梨园本两者的结合,最终诞生了方成培版本的《雷峰塔(传奇)》,或者说是雅化处理的梨园本。这一版本中白蛇变成“仙姑”,许宣懦弱自私,最终是其子孝心感动天体,佛助白蛇度化升天。从乾隆三年到三十六年,白蛇故事的基本结构和当代流行的版本无异。
然而作者认为,此时妖的真情与人的假意已经开始在观众的感想中发酵,也因此诞生了具有反叛甚至革命性的《后雷峰塔》(《称心缘》)。因为明清传奇崇尚大团圆结局,所以戏剧的续写相对于小说的续写更加困难。而作者赞扬《后雷峰塔》不落窠臼,用了蝙蝠侠电影系列作比喻。《雷峰塔》与《后雷峰塔》的故事,就可以改个标题叫《白蛇1: 爱与背叛》和《白蛇2: 青蛇崛起》……
《后雷峰塔》开篇讲如来座下司花侍者许宣和灵山足下白氏因缘未了,而遭法海拆散。白氏的婢女小青也与一个叫秦继元的人有夫妻的情分,因此要再入尘世。首先一口锅要让法海背好。另外这个叫做秦继元的人色彩也非常鲜明。不同于白蛇原作中男主角许宣软弱自私的形象,秦继元痴情且专一到像个怪人…… 而且他还沉迷鬼狐精怪的故事,对从老仆人口中听到的白蛇故事深信不疑。
在平望镇三月三节上,秦继元被人群推搡无意中拥住小青(实际上是小青暗中安排),一见钟情缔结姻缘。三个月后小青告诉他自己的身世,秦继元非但不惊反而有种美梦成真的窃喜…… 之后秦继元也病重,像白蛇一样,小青也去盗仙草。而之前被小青打败的白魬魚精(这是什么鱼…… 原论文是繁体字)化身假小青“欲淫继元”,未果。同时,法海将他的魂魄困在了金山寺。等到秦继元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他的第一反应并非害怕,反而说自己遇到个老和尚,直呼晦气,非常大胆地责骂法海,并且抗拒法海所代表的佛法和教化。
法海派已经削发为僧的许宣去度化秦继元。许宣在路上托钵化缘的时候遇到了三位女性角色正在谈论“白蛇传”的故事,三人原本施舍了许宣斋饭,但得知他就是白蛇传男主本人的时候又把斋饭要了回来,说:“世人多像了你这样男(人),女人尽为鱼肉矣!”
之后许宣在苏州城的遭遇如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最后差点被小青杀掉的时候,秦继元救下了他,劝他说夫妇乃“人伦之始,君子之道”,可没有他这种糊涂菩萨。许宣幡然醒悟,痛改前非,欲效法孟姜女去“哭倒雷峰塔”。许宣在深夜的痛哭惊动了钦差大臣许士林,一问之下,父子相认,达成了圆满的结局。
另一边,为了救白蛇,在《雷峰塔》中出现的白蛇义兄黑风仙再次现身。他已经修得正果,升职成了西湖龙王。而白蛇的儿子许士林也成为了位高权重的朝廷钦差。在小青为救出秦继元而和法海大决战获胜之后,两人一起去祭奠白蛇,同时,在获得燃灯古佛同意的情况下,西湖龙王托梦,许士林开池,小青入地,救出白蛇。圆满的结局就要出现的时候,法海赶来试图再次收服白蛇青蛇,这时燃灯古佛及时出现狠狠地教训了法海,命他完成“罚课”以免轮回之苦……
这一折如同水浒传的招安结局,所以之后的剧情逐渐落入俗套。法海接受惩罚后托梦度化许宣和白蛇,两人自此分别,进入深山修行。小青产子后欲返回天界,让许士林给当时不在家的秦继元说了媒。等秦继元返回家中的时候,小青已经悄然离去,而秦继元在继续爱着小青的同时,也不得不和别的女子拜堂成亲。
作者说应该是先有了续集概念的《后雷峰塔》,上演传播的过程中因为剧情大快人心才有了别名《称心缘》。由此可见,天下苦渣男久矣……!
前一阵子一名北爱尔兰居民在社交媒体上贴了一张照片,是他刚刚收到的一封信,信封上有名无姓,有村名但无街名,却有长长一段解释,说收件人费尔戈尔“家对面的斯巴超市曾是他爸妈开的,他妈妈叫玛莉、爸爸叫约瑟夫,他结婚后搬到了沃特富特住,会玩吉他,80年代曾在教堂活动中心和旅馆里经营迪斯科舞厅,而且跟沃特富特的肉店老板是朋友。”
信封上还贴了皇家邮政的一张条,在“地址不全”上打了勾,但这封信竟然还是送到了收件人手中,难怪费尔戈尔表示对皇家邮政“由衷赞扬”,并且说信封上的文字,简直就是“我的生平”!
这张照片引起了热烈讨论,接着便有人贴出了自己类似的经历,其中一位还是英国的伍斯特主教,他秀了一张前一天收到的信件照片,信封上只写着“伍斯特主教和他性感的夫人收”,再无其他信息。当然主教是当地名流,邮递员知道该把信送到哪里,但是其他一些的收件人是普通人。比如一名7岁的小孩给奶奶寄信,信封上是稚气的笔迹,只写着“住在北爱尔兰巴利卡斯尔镇,爱给费尔角山崖拍照的安妮收”。另有爱尔兰居民贴出一张信封照片,上面写着“米德尔顿周边最好的音乐老师贝蒂·莫诺尼收”。
这些地址残缺不全的信件能送到收件人手中,除了邮递员有责任心外,与英国邮政的设计和系统的健全也有很大关系。
给费尔戈尔的这封信,是最近来访过的一位朋友寄的,两人在外见面,并没有到费尔戈尔家里,所以朋友不知道地址,只好写了这段“生平”。但是信封上有一个重要信息:邮政编码的前半截。英国的邮政编码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邮政大区,由字母+数字组成,比如这封信上写了BT44,这样发信人所在地方的邮件分拣中心可据此把信送往该邮政大区,信件到了负责BT44的分拣中心后,如果邮政编码是完整的,后半段就是收件人所在的具体位置,这里姑且称为“小区”,由数字+字母组成,每个“小区”一般是一条街道,通常只覆盖不超过15个地址。邮递员可能对这个“小区”内住户的名字有印象,所以有时候写信只要邮政编码对了,没有具体楼号或者街名错了都没关系。
但是这封给费尔戈尔的信少了邮政编码的后半截,到了大区之后还是无法投递,好在皇家邮政在各地都有专门负责这类问题的部门,结合信封上的村名,以及费尔戈尔的“生平”,熟悉本地情况的邮递员终于成功把信送到了他手上。
皇家邮政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整套系统经过了时间的检验。成功投递无地址信件比较引人注目,但是更重要的是日常邮件投递的准确和及时。过去皇家邮政每天收两次信,投两次信,而且能保证“一等邮件”在24小时内送到英伦岛内的任一角落。但是近年来随着信件量越来越少,成本上升的同时效率下降,一方面邮费大幅上涨,另一方面收信送信频率和可靠度却不如以往。
但是这也许并不完全是皇家邮政的责任,有多少人记得自己上次寄信是在什么时候呢?也许只有在看到费尔戈尔的信封时,人们才会想到皇家邮政里,还是有许多经验丰富认真负责的工作人员吧?
《看世界》稿件
]]>我吧,一直很有西装情结…怎么说我本命的老豆就是tailor king诶(这有什么关系吗
Also as y’all know我最近很沉迷Alexander McQueen,于是开始消费一些十分昂贵几乎我一个月工资的“周边”…朋友们,追星烧钱,追fashion designer更烧钱啊。因为McQueen本人在去圣马丁求学之情曾经在Savile Row–伦敦乃至全世界最好的定制西装街–工作过,他的设计里对剪裁的把控极强,或者矫情一点说,“带着Savile Row的基因”。如果一定要搞一件McQueen的单品我绝对会选择西装;我觉得西装是最考验剪裁和制作工艺的时尚单品,而且相比他家其他单品的价格西装甚至看着都有点良心(盛惠$1600+的毛衣,$1000的鞋就是说)。
之前冲动消费了一件打折Mcqueen西装…虽然六折仍然贵到吐血。在纠结要留还是要退之余,我忍不住就开始搜还有什么可以入我眼的西装了。我选西装的标准是a),尽量贴近男士西装的制作水准,b)同时保有有趣的剪裁和设计。然后你就会发现…性价比,做工和时尚度这三个选项里你只能最多同时拥有两个(捂脸
关于西装的质量,最浅显可以参考Gentleman‘s Gazette这篇如何识别垃圾西装的文章…https://www.gentlemansgazette.com/how-to-spot-a-cheap-suit/ (然后你会发现按照男士西装的标准99%的女士西装都是垃圾)。
不过其实“合身的好西装”这件事很耐人寻味…因为不只关于美学,也关于阶级。但是好的西装除了作为社交货币,对“in the know”的人宣告自己的阶级外,也确实比起低质量西装提升了功能性和耐用度,可以陪伴穿着者很久。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明白自己的需求。诚然“西装领子和衬衫中的那道空隙”“完全不贴脖子的松垮衬衫领”会瞬间暴露你的贫民身份…但它们也确实不如合体的衣服舒适,会随着人的动作变形成不大好看的样子;诚然手缝麻衬很高贵,但确实,粘合的内衬透气性和灵活度都不如麻衬;诚然手缝扣眼是一件奢华西装的象征,但手缝的扣眼确实会比机缝的耐用一点。不在乎手缝扣眼的手工美感以及稍高的耐用性吗?那就完全没必要买手工扣眼。
看近两年秀场,感觉女装中出现西装的频率增加了。不如乘机添置几件时装西装,增加穿搭的时髦度。我喜欢的西装最好有一点structure,而不是就无依无靠地挂在身上;最好有一些有一些独特的或者好看的设计,而不是工作装。
确实是“黑话”,乍一看到这些缩写应该没有人不感到困惑吧?RTW?MTM?什么是麻衬??什么是米兰眼?
1.RTW=ready to wear=成衣=法语‘prêt-à-porter‘=’off the rack‘,意思都是可以直接买到的已经做好的衣服。
2.MTM=made to measure=量体裁衣,有些人也会叫它半定制,很多人管这个程度的西装就叫定制西装了。一般是客人可以选择已有的款式,有时候可以选择诸如缝线,布料,内衬颜色等;裁缝测量好尺码以后送到工厂/作坊进行剩下的缝制。中间可能会给予一次试穿微调的机会。其实按照西装的标准,女装的haute couture(高定)大概也就在MTM的水准吧…
3.Bespoke=定制西装。词源自’be-spoked of‘,就是说客人回到店里要“之前我说过的那个xxx”。Bespoke一般是在裁缝同意的情况下你可以做任何的定制(有些裁缝会拒绝做一些太前卫的设计或者和自己的店风格不符的设计,等等)。Bespoke西装制作中的所有工序,从前期沟通选择面料,到制版,剪裁,缝制,几次试衣,全部都在店内完成;为的就是保证衣服完全合身,且能达到客人和裁缝想要的效果。Bespoke和MTM之前差的细节可太多了,完全不是一个可以完全个性化一个不可以那么简单…这个以后有空,我懂的也更多了可以另起一篇文讲。
4. 麻衬(canvas)呢,其实指的(大概)就是西装的interfacing,就是表布和内衬中间用于改变衣服质感的衬布。至于为什么叫麻衬…大概是以区分现代常用的使用胶粘合的衬。比起用胶粘,缝合衬的浮动设计会让衣服显得不那么死板,且不会有随着洗涤次数增加衣服逐渐变形的问题(简单粗暴地说就是一个用缝的一个靠胶粘合)。但英文的‘canvas’也是个很笼统的说法,这个衬可以是任何材质的;马毛,棉布,亚麻,合成面料,也可以有很多层。麻衬还有分全麻衬(full-canvas)和半麻衬(half-canvas)。作为一个业余缝纫爱好者,我不觉得“全麻衬”比“半麻衬”高级,只能说明它更费工且穿着效果会更硬挺…并没有本质区别。
5.米兰眼(milanese)其实就是一种起源于米兰的手缝扣眼…一般用在西装领上那个historically用来插胸花的地方。现代呢,基本上是个装饰–但这是一个只能靠手缝才能做出来的,费工,学起来费时的装饰,所以它有逼格。米兰眼并不代表质量就好,它最多只能说明这个裁缝手工不错,且偏爱意式西装。
但手工扣眼本身是有优点的。普通机缝扣眼往往有两种:一种是缝好扣眼再裁剪开,一种是剪开再缝,第二种需要特殊的专门的机器,据说挺贵的。这第一种可想而知,就会让扣眼周围毛毛的不好看,且随着时间推移,容易散。手工和先裁后缝的都能做到更不容易散;手工更可以根据布料不同调整针脚疏密,缝线的松紧,做出最工整且耐用的扣眼。
我感觉成衣西装也仍然分成两类:按照传统西装工艺制作西装的专业做西装品牌,以及按照生产普通时装的水准生产西装的时装品牌…但是,像Tom Ford,Gorgio Armani,McQueen这种品牌文化和西装密不可分的品牌其实二者兼具吧?不过笼统来讲,就是时装品牌的成衣更像普通时装;不会考虑各种西装制作独有的工艺。比如不会费心考虑用各种衬去改变衣服的结构感,领子背后懒得加衬,多用合成面料或混纺,垫肩靠便宜的单层泡沫,极端一点说,是没有灵魂的布料缝合。
至于成衣这个大类的共性:不会搞太修身太有曲线的剪裁,或者靠弹性面料做出修身效果;低技术要求的肩部设计;较大的袖圈/袖根(就是肩膀-腋下的那一圈),衬衫脖围会比较大。背后的思路都是,要能大批量生产(低技术门槛,可复制),让尽量多的人能穿得上(普适性)。
成衣西装如何才算质量好呢?无非用料,做工。贵一些的西装偏向于用天然牛角扣,从功能上并没有差别;但羊毛的布料确实比化纤要更透气;内衬用铜氨丝(宾霸),醋酸,真丝质量会比化纤舒适很多。个人觉得内衬比表布更重要,且不只是舒适度:一件表布羊毛,内衬却用化纤的衣服会给我一种“在看不见的地方偷工减料”的感觉,让我怀疑那个羊毛不过是为了羊毛而羊毛,并没有真心想做出高品质,让人可以舒适穿着的衣物。做工这个…最起码的走线要整齐吧,其它很多细微的地方其实很难去说,不过做工好的衣服你拿在手上会有一种很精致的感觉…?咳咳,但有一着,很多商家宣传的“手工挑线”其实更多是个营销噱头,为了把价格抬高。这种“手工”没有功能上的意义,没有任何技术难度,甚至有可以仿手缝的专门的机器。
成衣应该怎么买才会合身?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肩宽合适,因为肩宽不合是很难改的(当然只是简单的时装西装的话难度也不大)。其次是肩颈-领子这一块要服贴。再者是袖长;男士传统西装有个公认的袖长标准,我记得好像是手腕骨节的位置?但我觉得时装西装大可不必苛求…想看传统西装要怎么样才算合身可以看gentleman’s gazette的这篇文章(<-这是个超链,附视频)。西装是三维立体的,人的高矮胖瘦体态身形也各不一样。自然不止上面提到的这么几个方面,还有诸如收腰的位置,背部肩部弧度,袖筒的角度等等…如果在自然站立的情况下衣服出现了奇怪的褶皱,那有可能这件衣服的版型就不合适。比如我那件McQueen双排扣西装虽然肩膀差得不大,袖筒角度对我来说就不大合适,不过我依然爱它。不过不用太担心,时装西装大部分都是偏直筒的版型,或者直接做成oversized,只要大家穿着都不合身,自然大家都很合身了…
其实还有一个小撇步,那就是买到以后找靠谱的裁缝做个微调,比如收腰,把袖子改窄,裤子改腰围裤长都是很基本的操作,可以马上让衣服显得合身很多。改袖长得视情况而定,肩膀则是…如上面提到的,真正西装的肩膀很难改的。
这里从低到高价位列一些我个人比较喜欢的牌子,也欢迎安利:
1.Zara & Massimo Dutti
虽然价位不一样,一个200起步一个600起步,但都是zara集团我就放一起说了。这两家我都买过,也摸过不少。 Massimo Dutti做工也就那样,号称用的意大利羊毛面料并没有多好,洗了几次就像纸片一样还爱起毛,但论耐久可能比不上Zara的化纤…但是细节上多少脱离了快时尚的品味,可以穿到一些更formal的场合。版型都挺好看的,反正比大多数网红淘宝店好,起码把西装版型整明白了。
2. Ralph Lauren & Brooks Brothers
Ralph Lauren,所谓“美国藤校风”的代表品牌之一,真的不只有中年人最爱的polo衫,真的不是国内山寨的那个叫polo的牌子。副线很多还一直变,所以覆盖的价位也很广。最便宜的Lauren $100+就有,最贵的made in italy的Ralph Lauren Collection (以前叫Ralph Lauren Purple Label)则要$3k+。
Brooks Brothers,所谓“美国藤校风”的代表品牌之二,其实比Ralph Lauren老牌,已经有快两百年历史了吧,曾经为很多总统制作过就职典礼的服装。男士西装口碑自然很好,衬衫也不错,曾几何时Brooks Brothers的衬衫还是美国人过节送礼的热门。我就assume女装也能保证质量吧。价位在$200-300左右就有,奥莱应该更便宜,当然贵点的也有。缺点是版型真的无聊保守…人家的定位可能在女性职业装吧。Brooks Brother似乎前一段时间陷入财务危机,之后被收购了…给质量是否能保持以前的水准打一个问号。
3. Self Portrait
一个英国的设计师牌子 $500左右,打折和二手会很便宜。作为英国牌子,不知道为什么就比前面两位美国佬清爽了不少。双排扣的版型让我想起McQueen…但比起McQueen Self Portrait要温和很多,会更女性化,用更多粗花呢和蕾丝。自己的风格也是有的,但是比较混乱且有些地方有其他牌子的影子。Meghan穿过,凯特也穿过。
4. RAEY
日常售价$500出头。一个走极简主义,但又很有设计感的小众牌子。设计师是女性,也希望为女性设计一些舒适且能一直穿的衣服,这一点很加好感度。风格比较温柔,宽大日常;质量未知。
5. Maison Margiela
意外地便宜+1,打折五百多美金,MM6副牌更便宜。我蛮喜欢Maison Margiela的设计的,各种奇奇怪怪的oversized和结构主义,潮人必备吧。和Balenciaga,The Row同为淘宝山寨重灾区…是蛮有意思的西装。
6. Max Mara
意外地便宜+2,打折三百美金能买到副牌,四五百主线。画风偏保守,但有些设计那个尖尖高高的领子很好看,会让我想起1990s McQueen一场叫“hunger”的秀。图上看做工不错,而且毕竟专业做羊毛的,面料这一还算过关。
7. Balmain
$2000左右,比McQueen略便宜一点。最出名的就是他家signature式的双排扣西装,不计其数的欧美女星穿过,包括Kim Kardashian。因为它的大金扣子就很能make a statement确实很符合美国人的浮夸审美吧,而且收腰的设计对曲线形身材很友好。作为一个瘦竹竿我上身是并没觉得很惊艳,做工用料也不如McQueen。
还有另一个signature是这种超级宝塔肩西装,女星红毯必备…日常我是不知道有什么用(。)但是真好看啊。图是b站up主ahalolo,aha穿的Balmain,lolo穿的Alexander McQueen长大衣(比心。
8. Alexander McQueen
$2000左右。比Balmain略贵一点,比YSL略便宜一点。每季总有几件我会被种草…做工和用料和剪裁在“时装”西装里可以算很优秀的了half-canvas,一些不明显的手工finishing,机缝的部分也很精致。男装线貌似比女装线做工好一丢丢。
McQueen最吸引我的还是版型,以及大部分专业西装成衣品牌都没有的设计。成衣做oversized想做合格是很简单的,但做到那么修身是很考验技术的。但这同时也意味着,这个版型不会适合所有身材。所以除非你像我一样买衣服一部分原因是在追星,务必要到店试穿。
哦对了,McQueen有个副牌McQ,区别在于McQueen全是意大利产,McQ则是各种国外代工厂,质量上就…嗯,如果想要Alexander McQueen的西装千万别买McQ,当潮牌穿穿还可。
9. Yve Saint Laurent
$2000-3000. 虽然Hedi把Saint Laurent名字改成Saint Laurent了我还是习惯叫YSL,呜呜。Le Smoking吸烟装确实很经典。不过我还是更喜欢双排扣,而且tuxedo比较dressy,考验穿搭能力。尺码偏小 瘦瘦长长的长方形,真的只适合瘦子(就是说我这个竹竿),对曲线身材不友好…质量倒是比想象中好不少。
廓形乍一看不怎么impressive…像Zara,但反复看又觉得很好看特别秀气,越看越顺眼。
二手有机会收到很便宜的中古款西装,尤其你size IT40及以上的话。
10. Tom Ford
价位$3000左右?男装做工可能是所有奢侈成衣时装里最好的,甚至有made-to-measure可以选择;女装就做得比较随意一些,仍然是成衣的水准。部分店里会有裁缝在,可以免费修改裤长之类。剪裁的修身程度在普通西装和McQueen之间…其实这个价格找个普通裁缝做定制都足够了,比起定制,我觉得主要还是赢在设计上–毕竟定制裁缝虽然做工和成衣是云泥之别,但是大部分定制西装裁缝对时尚真是不甚感兴趣。TF的剪裁并没有想象中张扬,是一种,呃,时髦贵气的感觉?
11. Kiton
$3000-5000。Kiton是一个专门做西装的意大利牌子,做工会比前面提到的都好,接近Made-to-Measure(他们也确实有made to measure,但是真的贵出天价),并且用的布料也都比较昂贵:比如手工扣眼+纯羊绒精纺面料这种组合,记得也有用到loro piana的布?作为一个意大利品牌,审美也是不让人失望的。
这个价格真的不如直接bespoke。 但是!Kiton的二手很便宜,直接砍掉一个零的那种,可以去二手平台比如the realreal,eBay搜索一下。
13. Hornerary mentions:
Comme des garson.aka川久保玲:就有很多有趣的剪裁设计,但没找到能搭配我其他衣服的方法。
Yohji Yamamoto aka 山本 耀司: 同上
其起因非常简单:Java 是一种在程序员中有非常高人气的语言,掌握在 Oracle 手里。Google 在推出安卓系统的时候为了能让更多给安卓写第三方 APP 的程序员尽快上手,直接在安卓 APP 开发工具里复用了大量 Java 的函数接口(API),但自己重新实现了函数本身。Oracle 据此告 Google 侵权。
这里的问题的核心是:一个语言的接口是否受到版权保护?对它的复用是否侵权?
Oracle 的论点非常直接(而且对非业内人士来说其实很有说服力):软件是否受到版权保护?当然。接口是不是软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那么接口显然应该受到版权保护。
Google 的论点就有点复杂,它需要详细辨析接口的含义——对大多数法律界人士和公众来说,API 这个词本身就很陌生。最高法院判决的主笔是82岁的 Breyer 法官,他这辈子很可能一行代码都没写过。但从判决看,他是精确理解 API 的功能和内涵的。
被判决采纳的论点是:API 是一个发送指令的界面,像是汽车的加油踏板(这个例子在第一巡回法院之前关于 Lotus vs. Bortland 的判例里出现过),或者电脑的 QWERTY 键盘。——这两个例子不是随便举的,因为它们都正好反映出这个案子的实质:Google 是利用了现成的 Java 接口以吸引程序员能够迅速上手。这种「利用前人现成的知识节省学习成本」是应该受到保护还是惩罚?加油踏板就是这样一个类似的情况。第一个设计汽车的人已经把加油踏板设计成这样了,如果这种设计本身受到版权保护,每个后来的新的造车厂就都会面临一种两难,它要么继承这种设计但需要支付高昂的版权费用,要么另起炉灶但不会有用户买它的车,因为没人愿意买辆新车还要形成一套新的肌肉记忆。 API 也是这样,判决指出:它的价值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程序员群体对它的熟练掌握,以及复用这个 API 所能导致的学习成本节省。
因此,这个判决的核心就是宣布:这种搭便车的做法属于合理应用(fair use),不应该被惩罚。其中最核心的(也是大部分评论最关注的)是这样一段论述:
「我们必须考量的是:对版权的保护是否促进了公众利益,是否促进了创新。」(第31页)
「考虑到程序员在学习 Java API 上的投资,如果把这个接口本身保护起来,会有害公众利益,因为这会迫使程序员不得不付出额外的努力去适应新的接口。新的创造就会被锁起来,而钥匙掌握在 Oracle 一家手里。这能让 Oracle 获得不菲的利润,但这些利润本来可以流向大量掌握了这些接口的人能创造出的新的应用之中。因此这种锁定是和版权的本意相违背的。」(第34页)
可以想像,这些论述(特别是关于公众利益的部分)的影响会非常深远。
以上是关于这个判决本身。但我还有一些其他的感想。
在这个具体的例子里,判决是和业界的 common sense 站在一起的。拷贝 Java 的接口(只占 Java 总代码量的极小比例)和拷贝 Java 的具体功能实现是两码事,不可同日而语。
但这里没有触及的问题是,对一个系统而言,设计接口并不是一项无足轻重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平台的接口和它背后的实现同样重要。接口有点像程序员世界里的「用户界面」,一个好的接口可以决定性地让一个平台取得优势。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一个平台的价值可以主要就体现在接口上。比如机器学习最流行的平台之一 Keras,你可以说它整个就是一个 API ——它把具体实现全都交给后台的 Tensorflow 或者 Theanos 来做了。(后来 Keras 被整合进了 Tensorflow,这里说的是最初版本的情形。)
法律依赖于比喻,而比喻永远是不精确的。如果把接口和实现的关系想像成一台巨大的机器外壳上的几个插头和内部丰富的实际功能组件,Google 的做法就相当于为了兼容性照搬外壳上几个插头的设计而内部完全自己另起炉灶。但现代软件工程并不是简单的机器,你很难清晰拆分出外壳和内部。大多数情况下,你看到的是一层层功能的封装,大量的智慧都投入在接口的设计上,而最底层的实现很可能只是琐碎的细节工作而已。
区块链是一个极端的情形。2016年,联合广场投资的分析师 Joel Monegro 写了一篇极为著名的文章: fat-protocols。他指出,和传统网络领域里协议很轻而应用很重的情形相反,在区块链的世界里,协议是「胖的」,而应用无足轻重。投资于应用远不如投资协议回报丰厚。例如以太坊是一个伟大的协议,它的价值远远胜过在运行在以太坊上的具体应用本身。——协议(protocol)当然和接口(API)不完全是同一个概念,但它们是强烈相关联的。复制以太坊的全部接口差不多就相当于复制了以太坊本身。这件事又应该如何被比喻到现实世界之中呢?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今天的判决表示你可以直接复制一整个 Keras 或者以太坊。在 Google 的案例里还有许多别的因素需要考量(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 transformative use,也就是说,Google 并不是打算创造一个 Java 的等价竞品出来,安卓和 Java 是两个不同领域的东西)。但这个判决毕竟在比喻的边界处划了一条明确的界限。——从今天业界的反应来看,这个界限得到了几乎一面倒(除了 Oracle 以外)的业内支持。
但其长远影响有待分晓。
]]>今年我的客户端使用习惯只是稍有改变,但是客户端的生态本身的变化还是值得写写。
今年四月Apple Podcasts引入付费订阅功能,造成了长久的不稳定和各种奇怪的bug,所以我把日常收听基本都挪到了Pocket Casts上,但Apple Podcasts逐渐调整和修复之后倒是变得史无前例地流畅,Mac端的卡顿也消失了。这听起来是个小改进,但对我来说还挺重要的,虽然Pocket Casts是全平台的,但是网页版打开速度有点慢,底部播放器的部分加载起来也要等一会儿,如果用电脑做事想顺带选个播客做bgm,并且不是特别在意要从之前听的位置继续的话,Mac端的Apple Podcasts是个极好的选择。
所以现在的Podcasts是个还算好用的客户端。播放列表功能的确很糟,但它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重要,今年我也没有从Pocket Casts100集的播放列表列表中拎出什么节目来听,因为订阅越来越多,听完的速度赶不上列表变长的速度。
而且苹果居然的倍速调整居然更精细了,新加了1.25x倍速,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苹果并没有加0.75x、1.75x,大概是觉得反正用户也用不上吧……但还是要夸一下美区的Browse Section,分类清晰,各式小专题也挺有趣,我依然觉得这里是发现新英语播客的理想地点之一。
SoundOn(网页、App)是台湾本土的播客平台,这个平台早已有之,只是我今年才下载。首页很精彩,也有主播采访和播客专题文章,很适合发现台湾新播客,而且分类做得也不错。收听体验不怎么了解,基本都是看到喜欢的移去Pocket Casts订阅,和电子书一样,播客我也不喜欢铺太多的平台,会想不起来打开听。
关于客户端我最后想讲的是,希望主播(以及听众)重视RSS和泛用端,如果节目出于不可抗原因被下架,在损失大量听众的同时,不至于节目内容就此消失在空中。
说到这里,今年要深深感谢RSSHub的开发者,我学会了自己搜索播客的RSS,省去大量询问主播和反复搜索的时间。
今年单读出品的新播客,主播是主编吴琦,虽然单读是一本杂志,但这档播客的内容却不局限于聊文学或书,它的广度及由此延伸出的辽阔空间甚至有些震惊到我。如吴琦所说,这档播客是以拧螺丝为喻的方法论播客,确实不少单集都是如此,它的厉害之处在于这种方法论具有极强的可移植性。在我打开「螺丝在拧紧」的某一期时,我根本不会预料到自己会产生什么方面的感悟,包括但不限于如何与朋友相处,如何处理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如何在一个疲惫磋磨的环境中抽离自身并调整状态,做事和完成任务(并不限于职业和工作)的方法。
泛文化类对谈播客在中文世界大大小小有无数台,做出强烈的个人特色不易,有不可替代性更是殊为难得,但是我觉得「螺丝在拧紧」做到了这两点。因此它也是我今年最喜欢的播客。
公众号「表征与拟象」的衍生播客,播客名来自阿甘本的同名著作。此前大约一年的时间里,「例外状态」基本是一档纯理论的播客,比99.99%的播客都硬核,这类内容注定不会有很多听众,有的单集可以做领域的入门简介甚至导论。这是个迅疾而速食的时代,「例外状态」的主创仍然坚持做需要专注、耐心和强大求知欲的内容,以至于一般听众会觉得过于高深,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值得尊敬的。因为少见,制作门槛很高,所以珍贵。
「例外状态」要转型成全球在地化节目了,期待转型后的风格。
「大观天下志」做的播客,学者气息浓厚。几位不同领域的学者更新各自领域的专业内容,由于主播和嘉宾都在高校,很容易请到对话题有独特切入角度的学者做嘉宾,因此同样的话题「东腔西调」聊起来更严谨和成体系。
每周不止一更,而且节目策划和剪辑都相当了得,单集时长基本都控制在1小时内,节奏紧凑,逻辑性强,没有闲笔也没有废话,听感非常舒适。
2021年苹果播客中国区年度播客榜上有名,文化艺术类播客中的佼佼者。 每期节目准备起来都很费功夫,虽然简介中说自己是文化艺术类播客,但很多时候可以当作一个历史类播客看,把与博物馆、文物或展览相关的那一段历史切片讲得详细又引人入胜。
今年才开始听的聊读书的播客,主播是阿酌和Gandalf,主要聊文学作品中各种奇形怪状的「爱」,选书品味不错,也不止于蜻蜓点水地讲讲情节,小说的视角、节奏、速度、修辞等等都涉及到,做到这些基本就超越绝大多数聊书的播客了(非常个人的标准)。「痴人之爱」在讲到文学作品中的感情和性别问题时有很独到深入的见解。最近三期的书目是:珍妮特·温特森《我要快乐,不必正常》、涩泽龙彦《恶魔幻影志》和托妮·莫里森《宠儿》。
宗城是一名小说家,书评人,也经常为各类杂志媒体供稿,因此「席地而坐」的选题和思路非常像一档文学类媒体出品的播客,可以作为当下讨论度比较高的作品的一部声音评论,时不时请来书影音游领域的创作者聊创作或者制作。
今年两次听播客听哭都是因为一席。
「哲學好好玩」是台湾鏡文學出品的鏡好聽平台做的一个小栏目,在泛用端上与大腦好好玩、性別好好玩、動物好好玩等栏目一起集合成一个「知識好好玩」的feed,哲学好好玩已经做到第五季了,每集节目都很短,大约20分钟左右,相较时长更长、内容更硬核的哲学播客来说,不要求时刻紧绷不错过一词一句,主播纪金庆的声线也温柔亲切,思路非常清晰,跟上毫不费力。
台湾聊书播客的一般画风都很像梵登读书会,这档播客是我近期发现的,主播黄星桦应该是个资深读者,很有自己的阅读偏好和品味,推荐的古典乐让人听着也很开心。最近三期的书目是:狄更斯《圣诞颂歌》、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和普里莫·莱维《被淹没与被拯救的》(台译《灭顶与生还》)。
台湾出版机构做的播客里,除去镜文化之外最喜欢这档了,更新频率稳定,内容也很用心,有许多台湾本土作者访谈,也有一些文化小专题。
《巴黎评论》的播客制作水平,在英文世界同类播客中无出其右,这档播客是真正意义上的声音杂志,非常令人享受,内容有诗歌朗读、短篇朗读、作者解读,还有从前巴黎评论作家访谈录音,或是请演员再现访问。背景音及音效制作极为考究,可能也是因为这样所以节目集数不多,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季和季之间的休整期。
Kara Swisher原本是Recode Decode的主持人,后来做了NYT旗下的Sway节目主持,去年我最爱的播客包含了「晚风说」,Jade是个非常温柔的主持,而Kara的主持风格完全不同,反应极快,充满机锋,提问也直指重点,Sway中她和嘉宾有来有回的互动听起来既有趣又获益匪浅。
Studs Terkel生于1912年,2008年去世,是作家、历史学家和电台主持人,他在WFMT主持了45年节目,其间访问名人无数,这个播客就是过去电台节目的录音存档。打开它就好像打开了尘封的历史记忆,从50年代到90年代,许多已经逝去的声音都得到重现,可能突然出现在你的播客feed上。
下面两个节目我都很推荐,但是都只更新了5期,质量不错但还不成规模,所以放在这里。
三个历史专业的主播各自选了一个主题来讨论书的播客,分别为边疆、仪式和媒介。书目围绕清代历史,基本都是学术书,视角当然非常专业,话题也很有趣,值得一听。
感觉是目前简中世界最接近特稿报道的播客了,有一丢丢The Daily的味道,但话题更生活化,没有The Daily那么严肃和大。第一期“算法时代的神曲制造”横空出世非常惊艳。与Paris Review类似,这种播客制作起来成本也更高,所以到现在只更新了5期节目。
最后祝大家在算法世界里能去更广阔的世界里发现更新鲜的信息,把真正的东西留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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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去年中旬到現在這幾個月的時間,我經常在網路上發表我對性別運動的看法,當然有些人覺得他們能夠理解我的想法(特別是針對自由派女權為首的女權運動),而也有人會覺得我太以偏概全了(例如我覺得跨運有點上線上綱的問題);再加上日前有個跨運的網友@lazurloner 因為我談到我對跨運的失望而希望有朝一日能夠跟我談談性別問題,所以我用一種總論的角度去分析我對於目前性別運動的看法。
其實我在寫這篇的時候我覺得我很難去拿捏這篇文章的尺度,原因是因為當我們在批評社會運動——特別是性別為主的社會運動的時候,我們的社會往往優先批評以女性為主體的女權運動,但是像一些以男性為主的多元性別運動卻很少人批評。甚至當我們批評的時候,總是不免有人跳出來說“沒有啊,不是所有男人都這樣”;“你不要這樣說所有(男)性少數啊”。
所以我斟酌很久才寫這篇文章,主要是因為,即使我試圖用一種總體、歸納的方式評論整個性別運動,整個社會輿論往往都會優先批評針對原生女性的性別運動,而對原生男性的性別往往都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甚至我們的社會還不允許我們批評原生男性的性別運動——因為他們會覺得我們用一種直男特有的世界觀崩塌心理去批評原生男的性別運動,而不承認女人的主體性。
所以我覺得,目前在性別運動上,即使是女權運動也嚴重缺乏女人的聲音,甚至包含目前最主流的自由派女權也試圖要抹除女性的性別身份而讓一切的性別問題模糊化,這對性別運動來說是很傷的,甚至這也讓我們不禁懷疑,如果女權的最終結果是這樣,那麼我們爭取女權是為什麼?
我們先談自由派女權的問題。事實上,自由派女權作為一個當前最普遍、最廣泛的女權代表,他們相信如果能讓男性意識到父權是男女共同的主要敵人,那麼打倒父權相對來說就簡單很多。
然而令人感到矛盾的是,他們雖然主張要與男人合作,甚至為了要接納男性而不得不跟基進派或社會主義派這類的女權撕破臉,但是他們實際在倡議女權這個議題時,他們給人的感覺是具有強烈的攻擊性的,幾乎是只要有人稍微講出他們主觀認知中“不對”的話就很容易被攻擊,而不是像基進派之類的非主流女權是耐心用一個字、一句話闡明他們的論述。
而且自由派在跟人爭辯的過程中,也經常耍小聰明投機取巧賣弄語文邏輯,導致讓人覺得自由派為了要爭贏而不擇手段,而不想理性討論一些事情。
這也近一步導致,為什麼自由派都已經把男人最愛的色情以及性別刻板印象等父權壓迫視為一種遊戲;接受男人為女權代言並進入女性輿論空間;甚至為了要挪出空間給男人,還不惜模糊掉女人的生命經歷,忽略性別問題中的諸多客觀因素都是在於性別權力不對等的問題,依然還是有不少人認為自由派女權很偏激,甚至覺得女權是“自助餐”的也不少?恰好是因為自由派經常一面狠批男性的同時又再說“男人也可以支持女權”;“男人也被父權傷害”這些話。這不要說如果是女人能不能接受這種邏輯,光是腦袋一直線的男人當然更不能接受這種邏輯,因為男人會覺得“你平常就在地圖炮批評我了,難道我會因為你一句話就支持你嗎?”
而在女性內部,自由派以外的女權其實本身也很受夠這些所謂的自由派的作為,原因是因為這種自由派平常都在鼓吹“女人要性解放”;“女人可以透過性感擁有力量”這樣的東西,並且用相當男性主觀的角度去批評不接受的都是“loser”;“見不得別人好”,而為自己性化自己這件事情洋洋得意,但是當這些女人因為她們性化自己而受到傷害時,她們又回到女權身邊,希望女權能夠保護她們,然後又說“我可以騷,你不可擾”。
事實上我們這種非自由派的人也不是不同意“我可以騷,你不可擾”這個道理,而是在性別權力不對等的前提下,你透過性化自己這種使自己符合社會刻板印象的做法,本身並不會替你爭取多少權力,有更多時候這種行為反而會讓女人陷入一個更沒有尊嚴地位的深淵,導致有些女人因為聽信了這種話而受到很大的傷害。但是他們一面性化自己卻又厚著臉皮尋求女權協助,這對於一些其他派系的資深女權前輩而言,當然是很難接受的。
所以為什麼社會反對自由派女權這群人最大的因素還是在於,這群人經常為了自己的個人利益而撿對自己有利的理論,這讓人產生一種“投機取巧”的感覺,也進一步造成為什麼社會會覺得女權是“自助餐”,因為既然自由派女權經常用不光彩的手段讓別人認同你的觀點,那麼自然別人也不會覺得自由派多光彩的。
我們談完了主流自由派女權這部分,我們就來談談以原生男(主要是男同志與跨女的部分)為主的性別運動本身有什麼問題。
其實男同志的運動本身沒有什麼很大的問題,最大的問題還是在於男同志內部經常有“陽光自律男同志”與“跑趴嬉皮男同志”的鬥爭,所以關於這部分,以我這個女人來說當然是他們自己內部討論是比較好的。只是說實話,很多男同志的問題其實本身也是所有男人(包含直男)的問題,原因是因為其實很多原生男性對於這世界都有一種很難以動搖而且堅不可摧的價值觀,但是他們很難去整理他們為什麼會相信這種價值觀,所以他們之間的鬥爭可能有很多時候都很難有結果。
所以我是建議如果真的要討論出一個共識,學習女權運動用有系統的方式整理自己“為什麼覺得自己是對的”理由,詳述出來並且有系統的討論是比較好的。所以男同志運動如果真想要有進一步的突破,不妨聽聽姐妹的意見,我想這會是有益的。
與男同志這種發展相當成熟的運動相比,我對於跨性別運動比較讓我感冒(或者應該說是“傷心”),因為我曾經不只一次表達我對於跨運只有口號而沒有實際理論發展的擔憂,對跨女被有心人士代言的擔憂,甚至我只是因為我的女權立場而被上綱上線認為我說的一切都是在排跨,這讓我覺得很難接受,因為我不能接受你憑什麼這樣貼我標籤以及摧毀我的社會人格。
所以現在我對於跨運很失望就是這樣。然而要表達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是很需要勇氣的。我覺得普羅大眾有個迷思,就是他們認為“反對跨運”以及“反對跨性別本身”是相同的東西,所以很多人會理所當然的認為“你反跨運就一定是反對跨性別”,但實際上這沒有因果關係,但是很多人卻相信是這樣。
但是真要說跨性別運動為什麼演變到現在會這麼激烈,激烈到只要你看起來很可疑,或者是你不說那些陳腔濫調的口號就等於你排跨,主要原因還是在於原生男文化中本身的問題。就像我在上段所提到,其實很多跨女經常會用一種專屬於原生男的“理所當然”去看待所有性別,他們相信女人沒有主體性,並且相信像“TERF”這樣的人“排跨”是因為他們的世界觀崩塌所以才排跨,而沒有思考到女權運動本身有很悠久複雜的歷史,實在不能用一句“世界觀崩塌”去形容原生女性對於性別政治力的無力感,以及她們必須要透過女權運動去衝擊體系的渴望。
所以跨女在看女人的時候,他們其實還是承接原生男性的文化,而沒有與原生女性的文化相互連結——原因是因為人一出生就因為他們的性別而決定了他們的人生,所以跨女看事情的態度其實有點缺乏同理。
另外像跨性別運動中,經常把屬於原生男性的“跨女”代表所有跨性別,並指稱跨女的處境比較淒慘,而忽略屬於原生女性的“跨男”在跨運中被隱形的問題,甚至對於跨男進入男性社群被仇恨甚至強暴的問題也不聞不問。這種把話語權獨佔的行為也是很多人很難支持跨運的原因,因為其實跨性別的問題最大因素在於兩種跨性別中都存在“女性”的成份(無論是生理還是文化),但是目前的跨運卻忽略這個問題,而沒有那麼支持女權,甚至沒有想過讓女性文化去污名化,這讓一些挺跨的女權主義者來說,是很遺憾的事,因為女權會支持跨女,但是跨女卻漏接女權,造成這種結果實在讓人難過。
但不管怎麼說,山總是要爬的,只是這座山要怎麼爬,可能還是要每個性別弱勢自我支持才能爬到山頂,而不是各種性別弱勢都要女權背他們爬,或者是覺得自己的權利可以優先於任何一個群體而不顧。如果每個人都是這種心態,那麼山頂還沒到,內部就先鬥爭,這種結果也只是遲早的事情而已。
所以爬山這件事情,始終是姐妹兄弟各自要自己去努力的事情(當然對性少數和女權來說,可能比較喜歡互稱彼此是姐妹),因此如何讓性別議題走得更好?可能是此時正在爬山的我們需要認真思考的一件事情。畢竟能夠為自己爭取什麼的,還是只有自己啊!因此凡是透過自己積極努力,這個運動才能走得平穩,走的長久,而當我們能夠真正腳踏實地為自己爭取什麼了以後,性別平等的終點還會遠嗎?我相信在不遠的將來一定能夠走向山頂的。
]]>記得之前我看一個玩家在實況“Vigase”這個遊戲的時候,實況主說:
“為什麼很多恐怖遊戲都是丈夫殺妻或殺了一家老小而懺悔的劇情?”
我回答她:“因為很多遊戲都用男性的視角去詮釋故事,所以才會造成這種現象。”
我話還沒說完,這時有個男觀眾進來了,他一看到我說這些話,就很生氣的回答我說:“不是每個男人都這樣吧!”
頓時間,我頭上出現了很多問號。
其實我當時說這些話並沒有什麼意思,而是因為就我認知中,家庭暴力甚至各種暴力一直以來是男性最常發洩自身情緒的手段,所以關於這種只能用暴力發洩但是又覺得這樣不對的矛盾心理,應該是大部分男性都能心有體會的一種狀態。
而事實上在許多個案中,確實有不少個案也提到,很多男性家庭成員(特別是父親)對家人施展暴力以後,會在事後買禮物給小孩和伴侶,以表示自己對於自己施暴的歉意;但是表達過歉意後,過了不久又發生家庭暴力,然後暴力的關係就一直在家裡持續著,好像永無休止的輪迴,讓人要一下被打又一下被要求原諒,讓人身心憔悴,使人感到精神疲憊。
如果要我們論家暴的數據,以台灣地區的角度來看,衛生署福利部保護服務司的網頁中有提到,於108年在婚姻與同居關係中被家暴的性別人數,男性佔9,121人,而女性則佔了41,039人;而在兒少虐待的案例中,男孩佔9,370,而女孩佔了7,927。由此可知,在伴侶關係中,受暴女性佔了壓倒性的多數,而受虐兒童無論男女在數據上其實不相上下。
從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來看,世衛組織发布的全球估計值表明,全世界大約三分之一35%)的婦女在一生中曾經遭受親密伴侶的暴力,或者非伴侶的性暴力。大多數的暴力是親密伴侶暴力;全世界有性伴侶的婦女中近30%報告稱,她們一生中曾經遇到由其親密伴侶實施的某種身體和/或性暴力。
所以在針對家暴的議題上,從性別比例上來看,暴力之餘男性本身可能是一個難以否認的心魔。而無論從施暴這個層面來看,還是從施暴之後的“愧歉”來看,暴力這種事情可能是每個男性生命中必須要面對的功課——即使這個男性可能不覺得自己會對伴侶做這些事情。
我知道提出這個問題可能會讓男性覺得很刺激,因為男性大部分的時候都會被要求要把自己展現得很完美,而這也導致男性遭遇挫折會選擇暴力發洩,或者是鑽牛角尖。所以如果我們要解決男性施暴的問題,最大的關鍵還是必須要承認每個人本身就有無可避免的缺點,並且將這世界上的每個人當做獨立的個體來看待,才能根本上解決男性遇到挫折必須用暴力解決的問題。
當然這件事情要不要改善也是收關於男性自己是否能夠意識到這個問題,否則這樣的數據,無論男人如何矢口否認,都無法改變這個數據所顯示出的現象。
那麼談完了家暴的問題,我們再從一些早期遊戲探討男性暴力的問題。
由於使我著迷的恐怖遊戲真的很少,而且心理式驚悚的遊戲相較於“惡靈古堡”或“邪靈入侵”這種重視感官式的恐怖遊戲,也多半更能表現出人性的黑暗面,所以我們接下來用我比較喜歡的老遊戲“沉默之丘”系列作為例子。
由於“沉默之丘2”和“沉默之丘4”的編劇來自同一個人,所以我對於這兩代的印象是比較深刻的。有很多人提到“沉默之丘2”中,主角殺妻後的自我反省和救贖的劇情很感人;也有人提到“沉默之丘4”這種剖系殺人魔的內心世界的劇情讓人引人入勝,讓人不得不同情四代的“大BOSS”(關卡中最強的角色)。
但是這些覺得“感人”的感想,究竟是真的所有人都這樣覺得?還是只有男人或認同男人的人才會這樣覺得?因為從這些遊戲的劇情來看,暴力始終是不對的事情,但是我們經常會因為這個殺妻的主角是男人,或者是因為這個殺人魔是男人,所以當他們找理由去做這種事情,都很容易被人接受,或者是做過傷人的事情以後進行反省,都很容易被認為“他們不是故意的”。
而事實上這種心態也不是沒有根據的。根據網路上的研究指出,童年時期目睹過暴力或遭受過暴力的男子比沒有這種經歷的男子更有可能攻擊其親密伴侶(30%-35%﹕6%)。
雖然說這個研究也是針對親密關係的暴力,但是如果我們更擴大這個現象來看,可能大部分的男人在兒童時期遭遇暴力,長大以後可能也會對人暴力。所以例如像“沉默之丘4”的大BOSS由於從小在孤兒院被虐待,加上被宗教影響,才會讓這個BOSS從一個單純想媽媽的人變成一個殺害21個人殺手。
然而從女性的角度要怎麼看待這兩個系列遊戲?通常女人在看這兩個角色的時候,其實是很難真正有共鳴的,因為退一萬步來說,這世界上也有不少女童在童年時期遭受暴力,但是她們長大卻不見得會實踐暴力;而即使女人因為義憤而施展暴力,以社會角度來看,可能也只會認為這個女人是“神經病”而不會認真看待這女人的生命經歷。所以絕大多數女人在遭遇長期暴力以後,也不太會用暴力手段想“報復”自己的人生,因為女人覺得這沒有什麼用處而且害人又害己。
所以為什麼“沉默之丘P.T.”這支互動遊戲預告出場的時候會讓人覺得有深刻的恐怖?這不光光只是擬真的建模、窮追不捨的怪物,以及第一人稱視角讓人備感壓力,而是這個互動預告的唯一怪物就是一個緊緊追著你的詭異女性,所以即使這個角色其實也沒有真正做出什麼攻擊主角的行為,但是當她出現在轉角處時我們還是會倍感壓力,因為社會對女人有一個固定印象,並且將歇斯底里的女人視為一個“我只要知道她很恐怖”的一種他者化的存在,所以當我們進行遊玩時,我們才會覺得“P.T.”很恐怖;否則如果是一個男性,玩家的壓力來源可能是刺激,而不一定是恐怖。
如果真要說當前的恐怖遊戲需要什麼?可能讓女性視角進入這些遊戲會是一個能夠改變恐怖遊戲文化的一個關鍵。當然你可能會疑惑,難道好的恐怖遊戲就一定要像“最後生還者2”那樣嗎?其實也不一定是這樣。例如“零”系列、“愛麗絲瘋狂回歸”,或者是“沉默之丘3”即使也只是把主角從男性換成女性,但是女性角色的出場就足夠改變恐怖遊戲本身只專注於男性視角的一個現象,因為人的一生打從出生的性別就產生了分歧,因此女性視角的恐怖遊戲可能對於改善恐怖遊戲的製作風氣是一件很緊要的事情。(當然也不是說一定要像“最後生還者2”那樣為正確而正確這樣)
我知道其實對很多人來說,我講得東西其實都很刺激,但是這個刺激的來源是什麼?恐怕不是文章的內容本身,而是文章的內容本身讓男人覺得被挑戰,所以才會覺得很刺激。否則男人平常在公共場合冒犯女人時,為什麼不覺得刺激?那是因為社會只在乎男人的感受,所以冒犯女人才會變成“小事情”。
因此性別與文化的問題終究還是我們必須要時時刻刻要反省的問題,因為當我們反省了,這個環境才有可能製造新的東西。而如果我們的文化能夠容納更多新的東西時,這個產業以及他所製造的文化才能真正意義的成長。而文化成長以後,當舊觀念被改變時,我們再回頭看這些過往時,我們還會覺得“刺激”嗎?也許現在正是我們必須要深刻自我反省的時刻。
]]>看到 @durian@moresci.sale 写的论文导读。在 Mastodon 的去中心化网络里,用户之间的关联状况,其实比 twitter 更加高度集中。
Raman, Aravindh, Sagar Joglekar, Emiliano De Cristofaro, Nishanth Sastry, and Gareth Tyson. 2019. “Challenges in the Decentralised Web: The Mastodon Case.” Pp. 217–229 i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et Measurement Conference, IMC ’19. New York, NY, USA: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研究人员爬取了在2017年4月到2018年7月期间的1750个实例,涵盖了23.9万用户和六千七百万条嘟嘟。基于这些数据,构建了用户相互关注的网络,以及实例之间的连接网络。
通过分析这些网络,论文发现了长毛象的中心化趋势。以下结果是基于搜集到的样本,不是全长毛象数据。
1. 用户方面,大约50%的用户都集中在10%的实例里面,因此少数的管理员在长毛象联邦中拥有过量的影响力。开放注册的实例拥有的用户比邀请注册实例里的更多,但是,邀请注册实例的用户平均嘟嘟数量差不多是开放实例用户嘟嘟数量的两倍(187嘟/人 vs. 95嘟/人)。不管哪种实例,都有中心化趋势,服从幂律(power law),前5%的实例容纳了约95%的嘟嘟;
2. 内容方面,只要关掉最大的10个实例,跨站时间轴上62.69%的嘟嘟都会消失。有些实例带有话题标签,研究发现,科技相关实例占据了55.2%的实例,却只容纳20.8%的用户和24.5%的嘟嘟。相比之下,虽然只有12.3%的实例是跟色情相关,但是却吸引了61%的全网用户;
3. 服务器方面,大部分实例都集中在少数的自治系统(Autonomous System, AS)上,主要在日美法德四国。最大的三个AS就有62%的实例。比如亚马逊AS上集中了62%的用户,尽管上面只有6%的实例。关注网络上,92%的用户是连接在一起的,但在极端情况下,只要五个AS崩坏,就会把相互连接的用户数量减到46%。
作者还分析了网络结构的强度。虽然长毛象分成了很多独立的实例,但是用户之间是高度连接的,跟推特相比,长毛象的连接更加脆弱,只要破坏少量的重要节点(高关注用户)就能够极大破坏原本的连接,相比之下,推特的关注网络就比较稳健。
伦理声明:研究通过了大学伦理审查,只收集了公共嘟嘟,并进行了匿名处理,论文结果不包括任何的嘟文内容分析。
实际使用中,也有类似的感觉,Mastodon 用户互相 follow 所形成的网络,比 twiiter 更加纵向化。大家相对更集中关注一些较活跃的用户,而在用户网络的末梢,横向的互相关注相对较少,尤其是不同实例之间的关注,更是如此。
但我觉得这种状况,是和 Mastodon(以及整个 ActivityPub)目前的设计机制有关。最近自己架设实例时,看了一下 Mastodon 和 Pleroma 的后台数据库,架构上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地方:
( btw,我的新帐号: @fivestone@fivest.one )
在当前实例里访问其它实例的文章时,系统要先把其它实例的文章(以及图片附件)复制到当前实例的服务器(而且是和本地用户的文章放在同一个数据表里……),才能被本地用户读取。本地用户所看到的,并不是其它实例的原始数据,而是被保存在本地实例的镜像。
当一个实例的用户 follow 其它实例的用户时,两个实例的数据库把外来实例用户的信息和 public key,保存在各自的数据库里(也是本地用户和外来用户存在同一个数据表里……)。当外来实例的用户发布新文章时,外来实例的服务器会把这条新文章,主动 push 到订阅了它的那些服务器里存起来。
我能看出这样做的一些好处,譬如减少了实例之间的重复通信、避免最终用户和外来实例间的翻墙屏蔽、增强安全性……etc。然而,一切外来实例的文字和图片,都要先保存到本地服务器,才能被阅读,由此导致的,就是用户在随意浏览外面实例的历史文章时,体验非常不友好。
不仅是外面实例陌生人的信息,不能直接看到;连已经 follow 的用户,在 follow 之前所写的文章,也不能在系统里直接看到。一定要再打开一个浏览器页面,访问对方在其自己实例上的页面,才能浏览。对历史信息的转发和回复也非常不便。
当用户在 Mastodon 界面中,点开一个陌生人的帐号时,有三种情况:
不能方便地查看一个人以前发过的文章,也就自然没有兴趣去 follow 他。这就导致了两种「集中化」的关联:
而与之相对的,就是不同实例之间从没 follow 过的陌生人之间,其横向关联度急剧下降。
如果换一种架构模式,每个实例把自己用户的文章都做出静态缓存;然后用户访问外来实例时,直接访问对方服务器的页面,这样的话,情况会不会好很多?
我的技术水平不够,不能再深入分析对比这些机制的优劣了。但这些,其实和「去中心化」本身,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去中心化」和「中心化」的区别,其实仅仅是后台服务器由谁去建,以及随之带来的审查和信息自由度方面的不同。普通用户在使用中,其实是不应该感受到 Mastodon 和 Twitter 的差别的。我们所面对的,并不是「去中心化」带来的问题,而是在做一套新的「去中心化」架构时,所没能解决好的技术问题。那些「中心化」的服务,也有很多因为设计的不如 twitter 理想,而最终倒闭了。目前而言,Mastodon 的架构还远称不上完美,有很多不足,或者让用户觉得不习惯的地方。但这些问题,其实只属于某个产品设计上的问题,而不应该归咎于「去中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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